论坛-24直播网

一、论坛体育课程思政原理、设计、问题研究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指出，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2020年5月28日，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简称《纲要》）对文史哲、经管法、教育、理工、农医、医学、艺术等7大类专业，公共基础课、专业课、实践课等3大类课程提出了课程思政教学重点。2021年12月22日，教育部再次下发《关于深入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通知》，突出强调了课程思政建设的意义，提出：杜绝“表面化”“硬融入”，坚决防止“贴标签”“两张皮”现象。课课讲思政，人人讲育人成为当今教育发展的主旋律。《纲要》等文件对课程思政的指导非常具体，极大推动了课程思政的建设。在2021年5月教育部公布的699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中，有8门体育类课程入选，其中，北京体育大学3门不同类型课程位列其中，取得全面突破。目前，体育类课程思政建设方面，成绩可喜，成果渐多，但是，依然存在理论高度认识不深，实践层面做法不巧，教学效率不高，形式大于内容，体育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不匹配等问题。本研究对首批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进行总结，广泛收集新华课程思政网对《太极拳理论概述》反馈加以分析，并在北京市课程思政《最美课堂》比赛中积极实践，思考体育课程思政的理论与实践要点，期望诠释出体育课程思政的“第一性原理”，回答体育课程为什么要思政？如何思政？怎样评价？存在问题有哪些？为实现“以体思政”“以体育人”提供学理支持，提供具体教学设计方法，以期为广大体育工作者提供实践启示。 1 体育课程思政原理在体育课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元素，是提升体育教学质量，实现“以体育人”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如何有效地将思政因素融入体育教学中？这首先要考察体育课程思政的基本原理。原理具有根源性，是事物之所以存在的必然导出原动力。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明确指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体育课程思政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其核心要素是“体育+课程+思政”，本研究的体育课程，主要是指技术类课程，即以教学和训练运动项目为主科目。原理的本质是在大量观察实践的基础上，归纳、概括的既能指导实践，又能经受实践检验的基本规律。 1.1 体育课程思政概念 1.1.1 体育课程思政定义 1）体育本质是身体教育。体育的概念是动态发展的，关于体育的本质论主要有教育说、体质说、身体活动说、文化说、多质论、“人的自然化”“非生产性肢体活动”“自身自然”等。大尺度从人类生存而言，体育是人为了求存而对身心规训的育人活动。简而言之，体育就是练身体的教育。 2）课程本体功能是育人。不同维度对课程的定义不同，有“教学科目”“有计划的教学活动”“预期的学习结果”“学习经验”等。从课程的特征可以认为课程是教学内容和进程的总和。课程是为了培养人和教育人产生，因此，课程的本体功能是培养人。在学校以运动项目为其主要教学内容的进程总和即体育课程，在体育专业院校与学科相对称术科，在普通小中大幼学校，统称体育课。 3）思政教育是人的需要。思是人脑的机能，政在《说文》称“政，正也”，象形字意表达是人手持棍棒或武器引导脚走向一个正道，引申为正确的行为。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人必须要接受的思政教育，思政教育即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成为符合一定社会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 4）体育课程思政是指在以身体练习为主要特征，以运动项目为主要内容，在提高身体操作知识和能力的同时进行思政教育的理念。体育课程思政主要是一次突破以“知识传授为主”“双基”“三维”教学的教育理念的提升，也是体育和体育教师价值的升华，不是新加课，对比一般理解误区，可以理解“体育课程思政是不是额外增加教师负担”问题（图1略）。 1.1.2 体育课程思政内涵 1）体育是体育课程思政之基。《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要求“结合专业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体育课程思政不等于“思政课程”，也不是“思政化的体育课程”。体育课程的属性首先是以身体练习为基本特征，以项目教学与训练为主要内容，以提高身心素质、运动技能和健康知识为基本目标。体育课程的思政教育依托于身体练习，寓于基本知识传授、技能提高、发展素质之中。在体育课程的教学练习和理论学习中贯彻实现，“以体思政”助力“以体育人”。 2）思政是体育课程思政之魂。体育课程思政是“课程思政”之一。课程思政是指除专门思政课程之外，其他课程在传授本学科专业知识同时进行思政教育的一种教学活动。宏观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共同构成全学科、全方位、全功效的育人体系（表1略）。说到底，技术类的体育课程本质就是通过身体练习育人，而理论类体育课程也是以技术类课程为基础。人之所以为“人”的“身心一元”性决定了人不能也不可能没“心之思”，从身体的动作表达看，神经科学认为“任何动作，无论简单或复杂，都是在神经系统调控下进行和完成的”，心理学则“视为信息加工的过程和结果，动作是心理功能的外在表现”。无论中西方对身体认识的表达方式和区分程度有多大差异，作为人的实体，“身”与“心”两大要素不可分割，互相作用，形成“全人”。从维系身体运动的动机角度，思维、精神、毅力等“心”的动力不可少；从人的社会属性看，品德、责任、认同等“思”的价值不可缺，既重视“知识技能传授”更重视人的“价值观塑造”就是实现“筑基培魂”全面培养人。体育课程完全可以现实《指导纲要》要求的思政内涵（表2略）。 3）体感是体育课程思政之源。体育课程可以实现课程思政的任务，关键是要在学习和掌握身体操作知识过程中，由“体感、体认、体悟”出“思维、思想、价值观”等内涵，即体育自身内生出思政元素，源源不断滋润体育课程。深刻认识体育的本质特点和思政教育的目标归宿，以体育项目的技术、知识、技能为主线，在教学、训练、参赛、交流等活动中，从历史起源、文化特征、代表人物、重大赛事等不同维度，通过“感同身受”，可以完成在政治认同、国家意识、社会责任、文化自信、健全人格等不同纬度的思政教育。在遵守体育竞赛规则中，可以培养做人的诚信、公正；在长期的运动训练中养成做事的毅力、认真；在参加国、校、班的竞赛中由小见大，形成集体主义精神；在参加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锻炼与传播中，树立文化自信心。 1.1.3 体育课程思政外延 1）体育技术类课程思政。体育技术类课程是指以教学和训练运动项目为主科目。在专门的体育院校通常称为“术科”。在一般学校的实践类体育课程中，常见的有各种田径、篮排足、健美操等课程，武术类课程中有以拳种为内容的如太极拳、少林拳、武当拳等课程，也有按照功能开设的防身术、养生功等课程。这类体育课程思政重点突出技能掌握过程进行中的做人、做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国家认同，文化自信等思政教育。 2）体育理论类课程思政。体育理论类课程是指教学和实践以人体运动及相关学科知识为主科目。在专门的体育院校通常称为“学科”。这类课程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以体育学为主的专业院系，主要课程有解剖、生理、生化、心理、美学、哲学、新闻、法学、历史等以及运动训练学，这类体育课程思政具有跨学科特点，很大程度上强调的是在应用层面“体育”特色的思政元素体现，运动训练学则突出“项目”特色。 3）两类课程思政融合点。事实上，在体育技术课程中，也会有理论知识的传授，理论课中讲的主体是体育实践，通常在一门课程，一节课中的比例不同而区别技术与理论课，共同的特点就是离不开“体”，未来的体育课程思政发展前景预测，打通“学与术”“体与思”“技与道”或许是一种趋势，在技术类体育专项课中，即以教学和训练运动项目为主科目，本身兼有专项理论课程，如北京体育大学的《太极拳教学训练实践与理论》课程，共640学时，其中技术576学时，理论64学时。 1.2 体育课程思政特点 1.2.1 育人程度高，育人方法多 “无体育，不教育”，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在学校教育提倡的“德智体美劳”五育中，从身体的基础角度审视，身体的存在是一切教育活动的物质基础。青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称“身体是载负知识和内涵品德的物质实体；它就象是载负知识的车子，庇覆品德的房屋一样”。从育人对象看，涵盖各级各类学校、各年龄阶段、各个专业学生，体育课程思政覆盖范围极其广大。 “内容多，手段丰”。体育课程主要是以各种体育项目为课程内容，目前夏季奥运会大约有300多个项目，而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更多达977项，加上冬季奥运会项目，除去一些不易开展的项目，依然可以看到体育课程具有极丰富内容，可以在陆地、冰上、水上、草上、空中为媒介进行运动。 1.2.2 育人途径乐，育人体验深 “玩中学，练中乐”。体育具有游戏的天然特点，游戏又是人的天性，在玩中学运动技术，在练习中享受运动的乐趣，同时克服生理惰性，激发心理品质，在“运动快乐”中培育品德，这是一条学生乐于接受的育人途径。 “强筋骨，健身心”。体育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大肌肉群参与的身心运动，否则难以称为“体育”。身心参与，亲身体验，走、跑、跳、投、健身、健美等任何一项运动都会使人热血沸腾，刻骨铭心，改造形体，锤炼意志。即使是看似“绵缓”类的民族传统体育，“内外合一”运动也足以让人体验“酸痛”难忘。 1.2.3 育人思想丰，育人价值高 “内涵深，思想高”。体育运动集体项目是培养团队精神的有效手段，明确的竞赛规则是养成规则意识的重要途径，竞赛和训练中克服自身生理和心理极限是拼搏精神的锤炼，传播健身知识和技术，带领身边人和更多人健康是一种责任担当的品格，优秀中华传统体育的习练有助于传播正能量，树立爱国情怀和文化自信。 “挫愈勇，意志坚”。竞赛有时是体育的代名词，无论是个人项目还是集体项目，体育就需要一种竞争拼搏精神，特别是同场对抗体育，是一种极好的挫折教育。面对输球，输掉比赛，要敢于接受挫折，奋起直追，培养人坚定意志和不懈精神。 1.3 思政元素融入原则《纲要》明确指出，体育课程思政的目标即体育类课程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注重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培养学生顽强拼搏、奋斗有我的信念，激发学生提升身体素质的责任感。体育课程思政教育的关键是思政元素“如盐融汤”“如花在春”地融入体育专业知识和能力培养之中，做到互溶的“基因式”融合，前提是如何选取、发掘、培育出由术“内生”出“道”的教学内容。 1.3.1 立足运动特点，对应育人特色体育课程主要特征就是以身体活动为手段，以不同运动项目为主要内容进行教学和训练。根据不同项目的运动特点，选取对应的、不同的育人内容，使专业的技术技能与思政的思维思想、价值观有机融合。按照《项群训练理论》分类、身体运动特点对应思政教育的目标，在学校体育课主要内容中对应融入思政育人特色的重点不同（表3略）。 1.3.2 找准思政元素，有机立体融入一个运动项目，不仅仅是运动特点可以有机结合育人思政教育，项目本身的诸多要素同样具有与思政结合的亮点。例如，项目起源渊点——深挖历史——融合继承与发扬项目的责任教育；项目知识特点——深挖差异——融合同类项目甚至中西方项目技术背后的思维不同训练；项目知识高点——深挖效果——融合某项运动独特的技战术背后对人思想形成的培养。《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对课程思政建设内容、主线、信念以及各学科都有明确要求，体育课程极其丰富的教育资源，为课程思政教育提供鲜活案例的同时，在体育课程思政中可以建立3个维度，18个指标，立体的、全层次跨课程融入体系。根据体育运动特点——思政元素双向渗透融合，建立体育课程思政融入案例指向表（表4略）。 1.3.3 专业思政用语，语境有效切换在体育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时还应该注意专业术语与思政用语的有效切换。针对不同学生接受能力、不同教学场景、不同教学内容，依据课程目标、教学效果选择易于理解、赋予启发、入脑入心的语言，有逻辑的表达极其重要。例如，在太极拳专业课中，旨在培养“自强不息”精神，如果采取“请同学认真练习、自强不息啊”，就远不如说“节节贯穿”，再让学生用身体感受“旋肩转腕”运动，体会“一动无有不动”“胯如同地球转，带动手臂自转和公转”。这其实已经寓含了“天行健，君之自强不息”的思想，然后让学生用赋有哲理的语言总结出来，实现专业术语与思政用语之间的有效切换，符合人的认知和可接受逻辑，能提高教学效果。 1.4 体育课程思政机制机制是指系统内部要件之间运行的规律。从构成体育课程思政的3个要件和人的底层逻辑审视体育课程思政的基本结构和机制，即是人围绕着求生存，依托于人类存态演进序列由分子——细胞——组织——器官——系统构成人的身体，包括神经系统调控下的“心思”，以及更大维度上的“心灵”“精神”，由此建构的“身心”统一的人。人存在身心之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3对基本关系的平衡，其物质基础是练体护佑人的生存，练技延展人的生命，练能适应人的生活；与此同时需要精神保障，就是健心维持生存，启智支持生命，培魂维系生活，彼此各要件和具体要素之间上下贯通，左右相连，有序运行，协同运动，在人的品格、社会的责任、国家的意志不同维度，成全生命，现实人的价值，最终表现为“以体育人”“立德树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图2略）。 2 体育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2.1 教学理念转变教学理念是人们对教学活动持有的基本态度和观念，是人们从事教学活动的信念，教学理念的明确表达对教学活动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尽管体育“育人程度高”，但是，在学校体育老师、体育课、体育特长生等一系列和“体育”有关的人和事，似乎有一种不言而喻的“痛”。在一般中小学校有其他活动，多数情况会先调整体育课，在普通大学的体育老师和其他学科高职称人数相比，一般是绝对少数。“德、智、体、美、劳”早已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可是“体”长期没有得到与其他课程同样的地位，“蹦蹦跳跳”似乎成了一般大中小学校体育课的代名词，“打打赛赛”又成了体育院校专业课的化身，体育课程思政似乎成了喊几句口号，讲几个运动员拼搏故事，可有可无的，因此，教学理念必须转变。 2.1.1 体育是知识，不容忽视知识是人们对实践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结或成果。在知识维度以思维为主要特征的知识是“认知知识”，以身体运动为特点的是“操作知识”，体育就是身心共同作用下的体感认识，具有极其丰富的本体体验，因此，可以说“体育课的本份原本就是一系列操作性知识的有效传承”，而且，我们也可以说体育其实比单纯思维性知识更难，是“认知+操作”统一的知识。作为传授知识育人的学校，体育是操作性知识与其他学科知识有同样的学科地位，某种程度上更重要，所以我们说五育的第一育是体育。新近颁布的《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体育与健康课总课时比例为10％—11％，超越外语成为小、初阶段第3大主科，充分体现了体育课程的重要。 2.1.2 体育重育体，更重育人体育以身体为生物载体，进行规训，发现自我、完善自我，但是，绝不是停留在单纯“健体”的生物维度，因为人是“身心”统一体，具有生物、精神、社会诸多方面有机组成，不可分割，所以，“体育”不仅仅在育“体”，更重要的是“育心”（思想、思维、精神、人格）和“育人”（身心统一健康）。体育是通过练身体，改善体质，提高机能，同时，“体育通过身体活动这一生物性手段，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性目标，以“育体”手段达到“育人”的目的”。 2.1.3 体育课思政，不可取代从人类演进的底层逻辑看，体育是护佑生命的教育，身体是须臾不离我们的存在，以身练身，以心练身，身心一体，“使人在身体活动中始终处于互为主客，主客互动、主客协同的过程中，因而能够迅速、直接、深入、全面地获得自身的各种信息反馈，沿着身体活动的路径不断认知自我、探究自我和完善自我”。宾德拉认为“所有学习都是刺激学习”，体育的具身刺激—反应学习，不仅对身体，更是对思维训练、思想形成、认同感获得最为直接、深刻、持久，无疑是“思政”教育不可或缺的主渠道之一。从体育课程本身而言，在身体训练中，高水平技能训练的“超量”之苦，一般运动技能掌握的“流汗”之累，是学习掌握技能的必需，如果没有一定吃苦耐劳精神，运动思维就不能保证体育课的教学效果；从思政教育出发，没有身体的投入，缺失了人的认知通道，很难深刻理解和塑造精神、价值观，因此体育与思政双向作用、互为存在，整体的体育课程思政不可取代。以《太极拳专项课》思政为例，教学理念： 1）教技术更教思想：在教技术和理论的同时，讲“中和”“上善若水”思想。 2）练身体更练品质：在练身体和心态的同时，修“中正”“勇敢担当”品质。 3）学武术更学文化：在学武技和武德的同时，悟“中庸”“兼容并包”文化。在教“野马分鬃”“搂膝拗步”等的技术动作，从“柔和缓慢”“节节贯穿”的技术要求，通过动作攻防方法体验，讲到“中和”“上善若水”思想。通过站桩，练身体的稳定性，更练“身心统一”“耐得住寂寞”“美美与共”的品质，在练身体和心态同时，修练“中正”“勇敢担当”品质。学太极拳，看似是一种武术拳术，其实是“哲拳”，更是用身体“体知”中国传统文化，练太极拳就是用身体“学文化”。太极拳独特的“推手”运动，更是一种追求“和合”，保持“中庸”“兼容并包”的文化。 2.2 教学目标升华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中预期达到的学生学习结果。教学目标是教学的起点也是终点，在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承“学生为中心”理念，落实“培养什么人”的人才规格，现实体育课程总目标中，课时的教学目标更为具体，课程思政的目标如何有效实现是一个新问题。 2.2.1 厘清目标维度，提升高度从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双基”目标，到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目标，再到课程思政的“高阶”提出，在高等教育层面，从学科知识到学科能力，再到学科育人观念的转变，彰显了教育不断回归人、走向人、关注人，以人为本的变革。教学目标要有全面育“人”的高度，但是，还要克服单一维度只教技术矮化教学目标，突破多维教学目标在知识、能力、价值的被弱化、虚化、粗化，防止目标与效果游离。 2.2.2 立足身体变化，实化目标体育首重育身体，体育课程的最基础、最本质、最直接的目标就是通过练身体而达到身体的变化。这是体育课程思政目标的基石，没有身体的变化，其他目标难以实现。身体形态、运动素质、项目技能等一系列变化，包括身体真实的各种丰富的“体感”是教学的底层目标，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让学生切身感受到自己身体的变化，看到自己身体的进步，进而由“体感”上升到“体认”身体变化、技术动作、人体机能运动表现背后的“原理、思维、思想”，再升华到“体悟”的“认同、精神、价值”的高度，现实以体育人，以体铸魂的思政目标。 2.2.3 以学生为中心，精化目标教学的核心是“一切为了学生”。以学生为中心，就是要以学生的身心健康、全面成长以及未来发展为指向设定教学目标。一节课不可能解决学生专业成才，精神成人的全部目标。但是，立意高、落地实、操作明的一个个具体小目标，在“三全”育人体系中却能发挥积跬步以至千里的作用。教一个动作，明确点线型的技术要求，根据学生心理、生理和掌握技能规律确定练习次数，注重个性化不同，确定可操作、可量化的技术和技能目标，在此目标上，明确要培养的思政目标。专业知识技能目标与思政目标，通过学生“体感”建立内在关系，实现一体多维的精细化教学目标。以《太极拳专项课》（陈式太极拳）思政课为例，教学目标： 1）知识维度：“三体”教法，即体表、体用、体验。“体表”依据中医“同身寸”取穴方法，解剖学器官骨性标志，武术“外三合”要求，精准定位手脚位置，客观化教学动作外形。“体用”教每个动作都“说招拆手”讲清楚攻防用法。“体验”使学生按教“试招”，验证动作的正确性。具体到一节课中，针对专业学生现实以下目标。 ①掌握缠丝功上下肢柔练方法，提高“弹脊”的规范，能应用于套路中； ②规范演练套路第1—3个动作，重点“懒扎衣”动作，能够体用合一； ③了解陈式太极拳实用技击法，体验“合”文化特点，知技术所以然。 2）能力维度：“三体”练法，即体系、体会、体能。“体系”按照技术动作结构特征，形成系列练习。“体会”练习要用心体会动作规律及核心要点，不仅身体出汗更要“思想出汗”，提高训练质量。“体能”重在练习身体控制能力，提高核心功能“功力”。具体到一节课中，针对专业同学现实以下目标。 ①掌握缠丝功的关节控制能力，“懒扎衣”防攻技术，能够健身防身； ②提高第一段套路1—3个动作演练水平，全班人均达到8.5分水平； ③掌握评价、纠错、教与学方法，可以自我和为同伴们纠正错误技术。 3）素养维度：“三体”理论体系，即同体、随体、网体。“同体”即技理一体，坚持技术教学训练同时贯彻理论分析“知所以然”，反之亦然，技理双向一体。“随体”即理论与技术课同步进行，相随不离。“网体”即研制在线精品课程，依托SPOC形成线上线下理论学习的“无限课堂”，联结“天网”课群，满足时时处处个性化学习。解决“理不深”“个性化”等问题。整个课程，实现以下目标。 ①养成太极拳“整体平衡”的思维习惯，具有批判性思维； ②能分析社会舆情对太极拳的一些误读，树立正确太极观； ③应用跨学科的知识体认技术动作要点，科学传承太极拳。 4）思政维度：通过思政教学的体感、体认、体悟的“三体”教法实现课程思政目标。 ①塑造刻苦学习和脚踏实地的品质； ②厚植爱武情怀和传承太极拳担当； ③树立文化自信和民族复兴的信心。 2.3 教学方法要义教学方法是实现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的重要手段。教学方法是教法与学法的总和，强调学法是要突出以学生为中心。体育课程思政教学方法是在常用教学方法基础上增加了新的教学理念、巧妙设计、建构新模式。 2.3.1 以学生为中心，突出育人教学方法的选择一定要充分考虑学情，了解学生现有身体机能、知识储备、技战术水平，有的放矢地因人施教。体育教学不只是教技术，更是讲道理，不只是练体，更是育人。 2.3.2 建立体感逻辑，感同身受体育课程教学本质是以身体的教、学、练、用的逻辑展开。“体感”是身体认知的逻辑起点，由此将导出体育的功能。当然，重视体感同时也要用客观理性的科学思维保证体感的正确性。体育课程思政教学中重点是“体教”而不是“说教”，建立起教学与训练的结构才会有效实现思政教育。例如，在太极拳技术中通过站桩的真实“体感”通达思政教育目的（图3）。 2.3.3 身体显性教学，显隐一体体育教师的身体形态美、运动技能美具有显性教学效果。体育课程思政教学多为隐形教学形式。体育教师健美体态、健康的心态、阳光的教态，再加上准确的投篮、精准射门、精美的动作等技术技能展示，足以把“健康第一”“教育者先受教育”教学理念表达清晰。健硕的身体背后，漂亮的动作里面，精湛的技能展示，其中寓含的刻苦训练、顽强拼搏的思政教育尽在其中，显形的身体承载了隐性的思政教育，或隐或现就在以体为教之中。以《太极拳专项课》思政课为例，教学模式：基于“具身认知”理论和传统“格物致知”思想，通过实践，提炼一套太极拳课程思政模式。“体感”练习太极拳中的真切本体感；“体认”由体感体知动作背后的科学原理和哲学思维方式；“体悟”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甚至灵性的思想境界，深刻悟解拳理、哲理，形成文化自信和高尚道德情操。基于“体感、体认、体悟”核心教学方法，建立以“立德树人”为基，太极技术和理论为两柱，将太极拳技术、理论、思政元素三位有机融合，按照问题导入，教师牵引四步，兴趣入手，学生逐阶通达思与行统一五阶（图4略）。 2.4 教学评价联动教学评价是依据教学目标对教学过程及结果进行价值判断的活动。体育课程思政的实质是通过身体教育建立观念、影响行为的过程。 2.4.1 思政影响长期，课时短少对学生而言，建立“观念”需要时间，外化为“行为”更需要长时间习惯养成，而一般的体育课时较短，通常在中小学每周2—5节课，每节课40—45min，在专业的体育院校一门术科课一般16学时、32学时，专项训练课一学期96学时，因此，对学生在体育课程思政中的教育效果评价，遇到思政观念和行为影响需要长期性与体育教学与训练时间短课之间瓶颈。 2.4.2 思政专业教学，区分度弱体育课程思政，重点是课程，融入是思政，双向互动交融。实际教学过程中难以单独区分哪些是技术教学影响，哪些是思政教学效果。教师追求的是知识、能力、核心价值观三位一体的教学效果，因此，从教师角度对体育课程思政评价也是难度很大。 2.4.3 师生联动评价，行为观察依据教与学一体，身心合一，可操作、可量化、可测量的原则，在实践中尝试建立以教师引导学生、学生反映教学、师生联动评价，通过明显的学生课堂行为进行相对定性与定量结合评价（表5略）。 3 体育课程思政问题 3.1 认识之误大部分体育教师在室外上课，风吹日晒在身体上的辛苦不言而喻，课程思政会不会给教师额外增加负担？体育课程能思政吗？一连串的问题困扰着本来就已经够辛苦的体育教师，不从思想上真正理解课程思政的意义，不转变教学理念，课程思政就会变味、变质、变异，成为文件喊喊、纸上写写、课上说说，难以现实“三全育人”。体育价值如前文所述，回到实际教学中，举一个小例子，我们体育教师常常上完课，学生可能都不知道教师姓什么，虽然体育教师不一定需要学生记住自己姓名，但是，小事也是体现学生的“素养”，如果没有潜移默化教育学生，也是教育的缺失。因此，教会学生彼此尊重，感谢帮助自己的人，也是思政教育重要内容。体育课程思政的提出，即是对以往体育课中关于“情感态度价值”目标的延续，更是回归体育育人之本的提升，同时，也是体育教师自我价值的一次跃迁，同样的课时、一样的口令，发挥了更大的育人功能。当然，作为教师体能消耗同以前似乎没有太大变化，甚至以“学生为中心”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体能消耗，但是，会增加精心设计思政内容而付出的心能，这也是体育教师价值的升华。 3.2 融入之硬 “两张皮”“两层皮”“贴标签”“硬融入”成了课程思政也是体育课程思政的顽疾。有教师在体育田径普修课上融入拼搏精神教育，讲女排的故事，可是，发现学生反馈并不理想。原本催人泪下的中国女排精神为什么，没有达到教学预期效果呢？“学习既是在刺激要素与肌肉之间形成的联结”，由联结产生联想，形成概念、判断，逐渐形成观念，影响行为。体育课程思政特殊性其实是一个由体感判断、推理、形成观点的过程。试想一个普通学生从来没有摸过排球，要想真正理解女排精神刻苦训练、顽强拼搏，铁榔头郎平连续3个小时不停扣球是什么样感受？何等精神！真正理解女排精神有难度，更何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女排故事，因此，教学效果大打折扣。课程思政讲高了，不可信；说低了，不想信。避免“喊口号”“空说教”，讲“有意义”也“有意思”的事，讲身边的事，讲亲身的体验，讲由专业知识内生出的思政，通过“体感、体认、体悟”现实身心教育。体育教师还要在课程教学中要动真情、要常互动、要重体验，这是提高体育课程思政教学质量的良方。以《太极拳专项课》思政课为例，深挖“太极”内涵传统优秀文化基因。太极拳理与太极哲理，技术与思维、思想一体，学生学习“中正”“柔和”等技术本身就是一种以身践行传统文化的过程，在潜移默化中以身感悟传统文化的厚德载物，以心领悟民族精神的自强不息，使学生技术技能、思维思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全面提高，实现以武育人、以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3.3 研究之虚近年来，多门体育课程思政课程列入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各种课程思政教学比赛中，体育类课程屡获佳绩，相关研究已经形成一定规模。但是，就目前研究看，存在问题：1）工作总结化。这类研究把工作经验总结当做学术论文。可以肯定，一批体育人孜孜以求，在体育课程思政方面已经积累一些宝贵的的经验。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经验是不稳定的，属于个人（小团队）的认知，还没有本质化。工作经验总结缺少学理支撑，没有形成论证链，学术论文要素不全，个人观点尚没有转化成高质量论述得出的论点。2）标题口号化。这类研究论文缺乏理论和实践支持，文中大量引用政策文件标题，没有深入论述，观点重复，缺少独立思考，论证不严谨，千篇一律，不具备较大的应用价值。3）单一表面化。这类研究基本符合研究论文范式。文中有论点、论据、论证。但是，论据采用数据只是单一维度的学生分数或主观评价，论据单薄和“质量”难以充分保证，论文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不高。4）过度理论化。此类研究借用、移植了多学科知识，多维度分析论证体育课程思政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有助全面认识体育课程思政，但是，忽略一门课、一堂课所能承载的思政教育内容和程度，理论高高在上，实践空空，理论与实践脱节。目前关于体育课程思政类研究，还是在不断摸索，尚没有形成本质化和完全符合规律的成熟的研究范式。希望体育人共同努力，使有理论、有实践、有创新、有前瞻、有实效的研究层出不穷。 4 结束语教育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教育是对人生命的成全，教育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体育本身是人本能的脉动，以体育人是护佑生命的教育。站在人类演进的大尺度回看体育、思考体育、践行体育课程思政教育，说到底体育是身体的教育，由此延展出来的体育课程本质功能就是育人。体育在身体练习的过程中需要“思”的保证，促进人克服生理惰性，掌握运动技术和技能，并自我发现、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练就“听话”的身体。同时，通过“体感——体认——体悟”开启思政教育的新路径，达到“政”的高度，形成正确“三观”，认同国家，树立文化自信，思政与体育之间双向共融，促进人全面发展，体育课程思政具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立足体育运动的特点与思政元素的双向融合，构建立体的体育课程思政教育体系。突出体育在“健体”更在“育人”的本质特点，建立以体感为逻辑起点的身体教与学的认知规律，实现体育课程思政教育。理论结合实践，通过借鉴已经成为示范课程的太极拳案例，推而广之，解决好课程思政评价难题，破除硬融入的顽疾。同时，应用科学严谨的态度，边实践，边研究、边推广，打造出极具中国特色的体育课程思政教育，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国家栋梁之才。本研究也是探索中的初步阶段，有待继续努力，但是，我们相信由“体育”到“体育+育人”是体育教育成熟的标志。以身融思、以体证政，也是体育教师价值的提升。路长且阻，奋斗有我，未来可期。 ——摘自：武冬，体育课程思政原理、设计、问题研究——《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2.06 世界泳坛竞技格局与中国游泳竞技表现分析 ——以东京奥运会为例游泳是以体能和技能为主的运动项目，奥运会游泳比赛项目是除田径项目以外最多的，项目设置也十分多种多样，尤其考验运动员的综合实力，四年举行一次的奥运会能够更好地将全球最高的游泳水平展现出来，得到全世界的关注。本次东京奥运会游泳比赛于2021年7月24日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举办，历时9天。比赛共设37个小项，男女各占18项，以及4x100米男女混合游接力1项，本届游泳奥运会共打破6项游泳世界纪录（分别是女子200米蛙泳、男子100米蝶泳、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男女混合4x100米混合泳接力），史无前例一举刷新了33个奥运会纪录和39个大洲记录（包含5个非洲记录、4个美洲记录、13个亚洲纪录、7个欧洲记录和10个大洋洲记录）。通过亚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欧洲和大洋洲近3届奥运会游泳项目和东京奥运会各国家奖牌分布，前15名团体总分和我国前8名成绩，动态分析世界游泳格局以及我国游泳运动竞技表现，为促进我国游泳项目的竞技实力的提升提供一定借鉴。 1 东京奥运会游泳比赛成绩概况 1.1 整体概况一个国家竞技实力及基础厚度具体展现在参赛国所获得的金牌数量。东京奥运会游泳比赛共产生105枚金牌，35枚金，35枚银，35枚铜。通过最近三届奥运会分析发现，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提升，参赛国数量基本趋于稳定状态，这说明奥运会游泳比赛已经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并且，本届奥运会的金牌跟奖牌分布相较于前两届没有太大出入；一场比赛的水平高低是衡量是否有新的纪录产生，由于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运动员训练难免产生厌倦心理，缺乏训练的动力，还面临担忧自身身体健康以及没有观众的氛围，即使这样本届东京奥运会仍然打破了6项世界纪录和33项奥运会纪录，十分难能可贵。近三届破世界纪录的数量基本稳定，但是奥运会纪录前所未有的有33项以及39项大洲记录。中国选手杨浚煊、汤慕涵、张雨霏、李冰洁打破了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美国名将凯勒布·德雷塞尔总共赢得5枚奥运会金牌，分别是100米自由泳、100米蝶泳、50米自由泳、4x100米自由泳接力和4x100米混合泳接力金牌。在奥运会历史上他是第五位在单届比赛中拿到5金及以上的游泳运动员。 1.2 东京奥运会游泳比赛成绩项群区域分布概况根据游泳项目特点，将其分为速度类项群、耐力类项群。在速度和耐力类项群中，北美洲跟欧洲不相上下，分别为35和34枚奖牌，对于游泳项目有一定的统治力。 1.3 体能主导类项群 1.3.1 体能主导速度类项群如表3所示，在体能主导速度类项群中，北美洲和欧洲以绝对的优势位居榜首，占总奖牌数（45）33.3％，分别获得7枚和3枚金牌，处于绝对领先的位置，尤其是美国在体能主导类速度项群处于绝对的“霸主”，德雷塞尔分别在男子100米蝶泳上和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赛上打破世界纪录；排名第二的是大洋洲，也就是澳大利亚，在速度类项群的项目中获得10枚奖牌，占总奖牌数（45）的22.2％，澳大利亚也在奥运会中突破奥运纪录10项；非洲、亚洲、南美洲在速度类项群中均未获得金牌，非洲获得1枚银牌，亚洲获得3枚银牌以及南美洲获得1枚铜牌。综上所述，速度性的项目为欧洲以及北美洲的优势项目之一，其在后备人才的储备以及竞技实力方面强于其他国家，大洋洲虽总奖牌数没有欧洲多，但金牌数比欧洲更多，亚洲、非洲、南美洲的实力其他三大洲还有一定的差距，北美洲处于领跑位置。 1.3.2 体能主导类耐力性项群由表3能够看出，体能主导类耐力性项群中，北美洲仍处于奖牌榜首，共获得20枚奖牌，4枚金牌，分别占总奖牌（60）33.3％、总金牌（20）20％，北美洲的实力不容置疑，其在耐力性项群中仍处于领先位置，得益于美国拥有先进的训练理论、顶级的竞技人才以及完善的游泳梯队；其次是欧洲，获得19枚奖牌，5枚金牌，分别占总奖牌（60）31.6％，总金牌（20）25％，欧洲的整体实力也不容小觑，在耐力性项群项目上仍具有很大的竞争力，尤其是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和4x200米自由泳项目上都获得了金牌。另外非洲、亚洲、大洋洲分别获得了2，4，5块金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队运动员首次夺得奥运会接力比赛冠军并一举打破了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的记录，非洲也分别在女子200米蛙泳以及男子400米自由泳上获得金牌。耐力性项目还是由北美洲所独霸，其他州相互抗衡的机会相对来说更大。美国、加拿大在100米和50米的游泳项目上的表现十分出色，在速度类项群中有着绝对的“霸主”地位，澳大利亚在速度类项群也有一席之地，有着能够跟美国抗衡的实力。亚洲、非洲、北美洲在速度类项群中几乎无法造成威胁。耐力项群中，中国和欧洲各国相对实力较强，非洲也发挥其传统优势，在耐力性项群中夺取两枚金牌，美国、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正常发挥其水平，但在奖牌数量上，美国和加拿大的数量又位居榜首，澳大利亚紧随其后。欧洲、北美洲、大洋洲形成三洲竞争的局面，其他洲在速度类项群中没有竞争优势，在耐力性项群中对于三洲有一定的威胁。 2 东京奥运会游泳比赛成绩分布概况 2.1 东京奥运会游泳比赛各区域奖牌分布奥运会作为全世界范围内最顶级的赛事，金牌以及奖牌的数量足以证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整体实力，金牌以及总奖牌榜的动态时空变化清晰地反映了游泳运动在世界各大洲之间不平衡发展态势。通过分析本届奥运会奖牌区域分布状况，每个大洲均有奖牌入账，但各大洲之间实力差距较大。通过表4分析可以发现，世界游泳竞争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集团，欧洲、北美洲属于第一集团，亚洲、大洋洲属于第二集团，南美洲、非洲属于第三集团。纵观三届奥运会比赛，美国不管是在金牌榜还是总奖牌榜一直属于第一的位置，其他国家对于美国的威胁比较小，南美洲以及非洲也属于倒数的位置，世界泳坛总体奖牌趋势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本届奥运中美国获得11枚金牌，30枚奖牌，远远领先其他国家，大洋洲也实现阶段性爆发，力压欧洲和亚洲，在东京奥运会中获得9枚金牌，20枚奖牌。北美洲比里约热内卢奥运会金牌减少5枚，奖牌减少3枚，主要原因在于北美洲竞技实力有所下滑，其余大洲追赶势头正旺，亚洲金牌数量三届奥运会中没有变化，但总奖牌数却出现阶梯式下降，主要原因在于除中国之外很少能有其他亚洲国家在奥运会上获得奖项，大洋洲是游泳项目中的一匹黑马，每年的金牌数与总奖牌数都在不断地递增，大洋洲在东京奥运会上总奖牌数位列第二。所以，根据金牌与奖牌数分地区进行由强到弱的排序，依次为北美洲＞欧洲＞大洋洲＞亚洲＞非洲＞南美洲。 2.2 东京奥运会游泳比赛各国奖牌分布情况表5显示：泳坛“霸主”美国凭借11金10银9铜30枚奖牌占据了游泳金牌榜和奖牌榜的榜首，相较于里约奥运会不管是在金牌数、银牌数、铜牌数还是总奖牌数都有一定的下降，但老大的位置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澳大利亚还是凭借9枚金牌和20枚奖牌坐稳了第二的位置，对比里约奥运会这次澳大利亚可谓是一匹黑马，金牌数翻了三倍，铜牌数也接近三倍，总奖牌数翻了一番，马上就会有与美国抗衡的实力。英国获得4枚金牌，3枚银牌，1枚铜牌将匈牙利挤出前三的位置，自己坐稳了第三的宝座。第4，5，6名分别四中国3金2银1铜，俄罗斯2金2银1铜和日本2金1银的成绩。中国继里约奥运会之后再次发力，从第6的位置上升至第4。加拿大1金3银2铜，匈牙利1金1铜，南非1金1铜，突尼斯1金，意大利2银4铜，荷兰和中国香港并列12名获得2银，法国、瑞典、乌克兰并列14名获得1银，德国、瑞士、巴西并列获得17获得2铜，乌克兰、芬兰、丹麦并列20获得1铜。 2.3 东京奥运会游泳比赛特征 2.3.1 欧洲、大洋洲奋起直追，北美洲霸主地位岌岌可危在东京奥运会这次比赛中，欧洲和大洋洲，分别获得了4枚、9枚金牌，英国在上届奥运会仅仅获得一块金牌，但在本次奥运会分别在男子100米蛙泳、男子200米自由泳、男子4x200米自由泳、男女4x100米混合游中拿到金牌，澳大利亚则从里约奥运会的3枚金牌到东京奥运会的9枚金牌，金牌数量出现爆发式增长，除第一集团的国家之外，来自亚洲的中国也获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获得3金2银1铜的好成绩。美国在游泳比赛中的地位毋庸置疑，在31届里约奥运会中，美国共计获得48枚金牌，游泳项目就包含16枚金牌，占总金牌数的1/3，本届奥运会中美国仅仅取得39枚金牌的成绩，并且游泳项目只有11枚，减少了1/4的金牌数，许多项目受到冲击，许多项目美国的优势逐渐下降，例如男女100米自由泳、男女400米自由泳、男子100米仰泳等。 2.3.2 比赛含金量高，多破比赛纪录东京奥运会尽管受疫情影响，推迟一年举办了奥运会，并且将游泳比赛放至上午进行，但运动员们仍然是以最佳的状态、最饱满的精神对待这次比赛。东京奥运会游泳比赛共诞生6项世界纪录，33项洲记录，世界纪录分别是南非运动员在女子200米蛙泳上获得2.18.95秒的成绩，美国名将德雷塞尔在100米蝶泳上游出了49.45秒的好成绩，以及中国代表团在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澳大利亚代表团在女子4x100自由泳接力、美国代表团在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英国代表团在男女混合4x100米混合游接力中取得好成绩，可见本次奥运会各国参赛队员都做了充足的准备积极备战此次奥运会，这次比赛的“含金量”十足。东京奥运会上还有两名运动员表现十分出色，美国名将凯勒布·德雷塞尔在奥运会上共赢得五枚奖牌，在奥运会历史上他是第五位在单届比赛中拿到5金及以上的游泳运动员。澳大利亚选手艾玛·麦基翁是继1952年以来第二位在单届奥运会上获得7枚奖牌的女子运动员，他一共取得了4金3铜的好成绩，是澳大利亚位居奖牌榜第二名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从游泳奖牌榜中分析，总共有10个国家拿到奖牌，20个国家获得奖牌，6个国家获得两枚以上的奖牌，每一届的金牌榜与奖牌榜基本趋于稳定，但比赛的水平和含金量已经上升到更高的水准，游泳进入新的发展时代回。 3 中国游泳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的成绩分析本届东京奥运会中国游泳代表团总共29人，中国香港和中国台北分别派出8名和3名运动员征战东京奥运会。中国田径共计参加33项小项，在比赛角逐中共获得3金、2银、1铜的战绩，游泳比赛的奖牌榜上升至第4名，在中国队征战奥运会赛中位列第3的好成绩。在本次东京奥运会上，中国游泳健将们屡创新高，不仅打破了世界纪录还诞生了新的洲纪录。在本次东京奥运会上，实现了游泳队男女运动员同时收获金牌，并首次获得接力比赛的冠军，在运动员共同的努力下诞生了一项世界纪录、两项奥运会纪录以及多个亚洲纪录，这是中国游泳队新的突破，新的成就。我国女将张雨霏在女子200米蝶泳中获得了2：03.86（min）的好成绩并获得冠军，并一举刷新了新的奥运会纪录，她还在女子4x200自由泳接力中和队友夺得冠军并且打破世界纪录，还在100米蝶泳和男女4x100混合游中收获了两枚银牌；老将汪顺在200米个人混合泳中以1：55.00（min）赢得冠军，同时也打破了亚洲纪录；李冰洁在女子400米自由泳上收获了中国队的第一枚铜牌，同时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与其他几届奥运会进行对比，2016年第31届奥运会1金2银3铜，2008年北京奥运会1金3银2铜，都没有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这次奥运会基本圆满完成任务。 4 结论 1.本届东京奥运会游泳比赛共产生105枚奖牌，金牌35枚，35枚银，35枚铜，共诞生6项游泳世界纪录、33项奥运会纪录以及39个大洲记录。北美洲在速度类项群和耐力性项群上均有明显的优势，但总的来说速度类项群金牌数比耐力性项群多。欧洲游泳在速度性项群跟耐力性项群实力较为均衡，没有明显短板。大洋洲在游泳比赛中也属于实力均衡的大洲，整体实力略逊于欧洲，这也于澳大利亚是唯一代表的原因。其他大洲没有明显的优势项群，夺冠点较为单一。 2.世界泳坛可以分为三个集团。欧洲、北美洲属于第一集团，大洋洲、亚洲属于第二集团，非洲、南美洲属于第三集团。根据金牌与奖牌数进行排序依次为北美洲＞欧洲＞大洋洲＞亚洲＞非洲＞南美洲。 3.中国队在本次东京奥运会上首次夺得接力桂冠，并打破一个世界纪录和多个奥运会纪录和亚洲洲纪录，张雨雯在此次奥运会上一人独揽4枚奖牌，2金2银，在总奖牌榜位居第四名的好成绩，虽对比欧洲、北美洲国家仍有一定差距，但差距逐渐在减少，他们垄断已经成为过去。 ——摘自：章唯玮，蔡建光，李忆湘，世界泳坛竞技格局与中国游泳竞技表现分析——以东京奥运会为例——《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22.04 东京奥运会女子竞技体操发展态势研究 2021年8月历时17天的第32届东京奥运会正式拉下帷幕，竞技体操作为我国传统优势项目，在本届奥运会女子竞技体操比赛中为我国取得平衡木项目一枚金牌和一枚银牌的优异成绩，女子平衡木项目再创辉煌。与上届奥运会所取得一枚铜牌成绩相比较，我国女子竞技体操成绩呈现上升趋势，继31届里约奥运会竞技体操遭遇“滑铁卢”后，我国打赢了这场翻身仗。在本届奥运会女子竞技体操项目中几个新进代表团取得不错成绩，而在上届奥运会竞技体操赛事获奖的几个代表团，本次竞技体操赛事无获奖记录。由此可知世界竞技体操的发展格局正在逐渐发展变化。东京奥运会结束后竞技体操迎来新的奥运周期，中国女子竞技体操若想在今后世界大赛中继续保持体操强国地位，不仅要了解、提升自身竞技实力，还要充分了解世界女子竞技体操发展态势，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基于此，本文通过对第32届东京奥运会女子竞技体操奖牌分布、各项目决赛前8名成绩及动作编排深入了解分析，从竞争格局、比赛成绩和动作编排特征3个方面剖析世界女子体操发展态势，探索世界女子竞技体操竞争格局，了解各国女子竞技体操动作特点与竞技实力，旨在为我国女子体操队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巴黎奥运会备战工作提供参考。 1 研究对象本文以第32届东京获奖情况、各项目决赛前8名的成绩及动作编排为主要研究对象，并结合第49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女子竞技体操决赛成绩及获奖情况进行对比与分析。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通过中国知网搜索“竞技体操”、“女子竞技体操”、“动作编徘”、“发展态势”等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同时利用国际体操联合会著名搜索引擎进行搜索和查询，并对检索出来的文献、资料进行阅读与整理分析。 2.2 录像观察法反复观看第32届东京奥运会女子竞技体操决赛录像，对各项目决赛前八名运动员动作编排进行记录与解析，同时对运动员动作选择、难度价值与动作组别等动作编排要素进行整理分析。 2.3 数理统计法利用EXCEL软件对第32届东京奥运会四个单项决赛中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并绘制表格，为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2.4 逻辑分析法对搜集的录像资料、成绩等相关内容加以整理，采用归纳、演绎、综合分析等方法进行逻辑推理分析，归纳总结出女子体操各单项进入决赛运动员所完成的成套动作的技术特点及发展态势。 3 结果与分析 3.1 东京奥运会女子竞技体操竞争格局分析 3.1.1 东京奥运会女子竞技体操获奖国家分布东京奥运会女子竞技体操平衡木、高低杠、跳马和自由体操项目决赛中共有13名运动员获得奖牌，在自由体操项目中俄罗斯选手梅尔尼科娃与日本选手梅尔尼科娃两名选手以相同难度、完成分并列第三名。通过表1可知，获奖运动员共来自8个国家，其中4名运动员来自美国，分别为美国夺取平衡木、高低杠项目铜牌，跳马项目银牌和自由体操金牌，占获奖总数的30.8％，是唯一一个在本届女子竞技体操比赛中4个单项均有奖牌收入的国家，由此可见美国女子竞技体操各项目实力分布均匀，选手在各个项目的实力均处于世界一流水平，美国是目前体操实力最强的国家。中国与俄罗斯在本届奥运会女子竞技体操比赛中均获得2枚奖牌，占奖牌榜总数的15.4％。中国体操小将管晨辰和唐茜靖包揽平衡木项目金牌、银牌，充分发挥出我国平衡木项目的优势，但其他单项竞技实力仍需提升；俄罗斯选手利斯图诺娃、梅尔尼科娃分别获得高低杠和自由体操项目银牌与铜牌，中国与俄罗斯较美国相比有所差距，但整体实力依旧强劲。比利时、巴西、韩国、意大利、日本这5个国家均获得一枚奖牌，占奖牌榜总数的7.7％，各国之间竞争激烈。在本届奥运会中奖牌分布呈现美国领先称霸体坛，中国与俄罗斯作为“第二军团”紧跟其后，其他各国之间竞技实力相当竞争较为激烈。 3.1.2 东京奥运会女子竞技体操获奖运动员年龄特征通过表1可知，本届奥运会获奖运动员年龄分布在16一31岁之间，可以分为3个等级:年龄≤18岁的有3名运动员，占总获奖人数的23.1％；年龄＞18≤25岁的有9名运动员，占总获奖人数的69.2％；年龄≥30岁只有意大利选手费拉里，占总获奖人数的7.7％。女子竞技体操获奖运动员年龄“向小性”逐渐减弱，获奖运动员年龄较为集中，美国体操名将拜尔斯、斯金内尔等人已连续多次参加国际赛事，随着科技不断进步、社会不断发展和训练水平科学，运动员的运动寿命也在不断延长。 3.2 东京奥运会女子竞技体操各单项动作发展态势 3.2.1 跳马项目发展态势由表2可知，巴西选手安德拉德以15.083分成绩获得跳马项目冠军，美国选手斯金内尔以0.167分之差获得亚军，这两名运动员两跳动作难度分分别均为6.00和5.800分，这充分说明在本届奥运会跳马决赛中优秀运动员动作完成质量决定运动员的最终名次。通过观察这8名运动员成绩可知，本届奥运会跳马成绩可分为3个等级，冠军选手分数为第一等级，她是唯一一个分数超过15分的选手，第二等级为第2名到第7名选手分数在14分以上，第8名选手凯莉为第三等级，分数为12.416分。进入本届奥运会跳马决赛选手没有中国选手，跳马是中国女子体操相对较弱的项目，自程菲受伤退役至今中国尚没有顶尖的选手可替代，我国必须培养后备人才，提升竞技实力。本届奥运会成绩较第49届世锦赛成绩与平均难度分相比均差距不大，冠军选手成绩均为15分以上，第2名到第7名选手成绩均在14分以上，难度平均分仅相差0.038分。但是本届奥运会最后一名运动员成绩要低于第49届世锦赛成绩，且是2个等级，两者相差1.767分。有所降低，冠军成绩之间差距较小相差0.433分，但是却出现两个等级本次比赛冠军成绩为14.633分，而第49届世锦赛冠军拜尔斯成绩达到15分以上（15.066分），亚军和季军与世锦赛成绩相比较差距很小。从前8名成绩相比较总体上差异不大，但是动作难度分普遍有所提升，平衡木项目动作难度呈现上升趋势。动作难度方面，踺子后手翻空翻转体类动作成为运动员们的首选，使用程菲跳在本届奥运会比赛中使用次数最多，有4名运动员选择该动作；两跳动作组合类型方面，踺子后手翻类”搭配“踺子转体180°类”组合的两跳动作，将是当今世界女子跳马众多优秀选手搭配组合两跳动作类型的首选在本届奥运会跳马项目中运动员之间难度动作相差不大，但是完成质量相差较大。 3.2.2 平衡木项目发展态势通过表3可知，中国体操小将管晨辰以难度分6.6、完成分8.033绝对优势夺取平衡木项目冠军，唐茜靖以0.4分之差为我国夺取银牌，拜尔斯在第49届世锦赛中以15.066的成绩夺取冠军，而在本次比赛中与冠军0.633分之差取得季军。本届奥运会平衡木决赛中难度分达到6分及以上的运动员共有5名，占总人数的62.5％，仅有2名的运动员难度分未达到6分以上，难度分与运动员排名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难度动作越大夺冠的可能性就越大；运动员动作完成分达到8分以上的只有2名选手，占总人数的25％。这表明平衡木运动员更加倾向高难度动作，同时对动作完成质量更加重视，动作难度呈现的竞技水平和动作完成质量均呈现较高水平，选手之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若想在比赛中占据优势，需要动作难度和动作质量均衡发展。从前三名运动员成绩来看，本届奥运会成绩较第49届世锦赛成绩相比有所降低，冠军成绩之间差距较小，相差0.433分，但是却出现两个等级本次比赛冠军成绩为14.633分，而第49届世锦赛冠军拜尔斯成绩达到15分以上（15.066分），亚军和季军与世锦赛成绩相比较差距很小。从前8名成绩相比较总体上差异不大，但是动作难度分普遍有所提升，平衡木项目动作难度呈现上升趋势。动作编排方面，本届奥运会平衡木项目难度动作选择主要集中在B，C，D组，B，D组居多；各国选手多采用的D，E组中高难度动作作为平衡木上法，仅有美国选手拜尔斯和苏妮莎选用A组动作；平衡木木中难度动作中，跳步类动作选用时运动员多运用原地起跳类动作，最高难度为E组动作，转体类动作选用时运动员运用最多的是单腿蹲转1080°（E组）动作，技巧动作选用时运动员多运用向后类技巧动作；下法动作选择上运动员多以技巧串的形式连接，主要是二连接，仅有加拿大选手布莱克使用直体前空翻转体720°（D组）单个动作作为下法。 3.2.3 高低杠项目发展态势通过表3可知，比利时高低杠选手德威尔以难度分最高、总成绩巧2分的优异成绩卫冕夺取女子高低杠项目冠军，俄罗斯选手利斯图诺娃以0.367分之差夺得该项目亚军，美国选手苏妮莎同第49届世锦赛名次相同获得女子高低杠项目季军。女子高低杠项目属于我国竞技体操中的优势项目，进入本次高低杠决赛的中国选手有卢玉菲和范忆琳，卢玉菲以0.1分之差惜败美国选手苏妮莎取得高低杠项目第四名的好成绩，范忆琳在本次决赛中发挥一般，取得第七名的成绩，若想提高我国女子高低杠项目成绩跻身该项目前3名，运动员与教练员们需要不断提高动作难度与动作完成质量。从前三名成绩来看，本届奥运会女子高低杠项目成绩较第49届世锦赛成绩有所下降，本届奥运会冠军德威尔与第49届世锦赛成绩相比降低0.033分，而本次亚军在世锦赛中只能够排名第三。高低杠项目成绩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次奥运会运动员的难度分与完成分均有所下降，动作完成质量最终影响了运动员们的最终名次。动作编排方面，在高低杠上法动作选择中有5名运动员选择跳上之后高岗支撑腾身回环成倒立（D组）动作，有3名运动员选择屈体跳上低杠屈髋展体成倒立（B组）动作；难度动作选择集中在中高难度（D，E组）动作，其中D组难度动作占据总难度动作总数的40％，E组难度动作占据总难度动作总数的38.3％；运动员在换杠动作中运用最多的是pake（D）和Shapo系列动作，Shapo系列动作为从低杠（以踺杠、正掏、并掏及腾身的姿势）直接后跃至高杠（可加转180°/360°），在本届运会高低杠决赛中该系列动作使用次数最多，其中踺杠Shapo180°（E组）最受运动员欢迎，pake（D组）使用次数最多；杠中动作的选择中单一的杠中动作逐渐被淘汰，飞行类动作中屈体叶格尔（E组）动作最受欢迎，短半径类的并掏回环、正掏回环及踺杠回环动作成为杠中动作中的主流，且多与飞行动作形成连接；下法动作选择中选手们动作选择较为集中，主要是团身后空翻两周转体360°（D组）。 3.2.4 自由体操项目发展态势由表2可知，凯莉以14.366的优异成绩为美国夺取女子自由体操项目金牌，是本届奥运会中美国在单项中的唯一一枚金牌。意大利选手费拉里以0.166分之差获得银牌。俄罗斯选手梅尔尼科娃和日本选手村上舞以相同的难度分与完成分并列第三名，获得银牌。从前3名的成绩来看，本届奥运会与第49届世锦赛总体上相比成绩有所下降，本届奥运会冠军与季军成绩均不及第49届世锦赛冠军与季军成绩，只有亚军14.2分成绩略高于第49届世锦赛亚军成绩。对比前8名运动员的成绩可知，前8名运动员之间难度分相差较大，最高分与最低分之间相差较小相差0.4分，在本届奥运会中难度分中仅有美国选手凯莉一人达到6分以上，有4选手难度分为5.9分；完成分方面，本届奥运会最高分为8.4分，与第49届世锦赛相差0.133分，大部分选手成绩在8分以上，仅有俄罗斯选手利斯图诺娃完成分为7.300，低于8分，由此可知在本届奥运会自由操项目中选手在没有很大失误的情况下完成分差距不大。这说明世界女子自由操选手之间的竞技实力与动作完成质量日趋接近，竞争更为激烈，运动员们只有将动作难度与动作完成质量共同提高、均衡发展，才能在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与较好名次。动作编排方面，动作难度集中在C，D，F组，D，F组居多；运动员多使用连接串为动作开场，主要是踺子+后手翻+大难度空翻组成的三连接动作，有7名选手选用此类动作，只有日本选手村上舞使用单腿蹲转1080°（E组）单个动作作为开场；8名运动员的连接动作均是3个动作组成的短连接；大多数运动员选择1个C组难度的动作作为非技巧类动作；结束动作均是以连接串形式，有6名运动员选用踺子（A组）+后手翻（A组）+团身/屈体后空翻两周（D组）三连接作为结束动作，只有2名选手分别选用（A组）+后手翻（A组）+团身后空翻两周转体720°/直体后空翻（F组）三连接动作作为结束动作。 4 结论竞争格局方面，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形成三国鼎立的竞争局面，美国女子竞技体操各单项奖牌分布均匀，每个项目均获得一枚奖牌，中国在女子平衡木项目中表现出彩，其他项目成绩有待提高；女子竞技体操各单项奖牌分布较为分散，竞争格局较为激烈，打破了少数国家奖牌垄断的局面，女子竞技体操单项群雄并起竞争激烈；运动员年龄较为集中“向小性”逐渐减弱。比赛成绩方面，各单项的总成绩与第49届世锦赛相比较变动不大，难度分有一定提高，运动员们更加重视动作完成质量。跳马、高低杠、自由体操项目成绩呈现下降趋势，高低杠成绩下降原因主要是动作难度与完成质量有所下降，自平衡木项目成绩发展较为平稳。各单项在难度一定的情况下，对于动作完成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动作编排方面，跳马项目中踺子后手翻空翻转体类动作成为运动员们难度动作的潮流，程菲跳更加受到大家欢迎，两跳动作组合类型方面，“键子后手翻类”搭配“踺子转体180°类”组合的两跳动作；平衡木项目动作难度选择主要集中在B，D中等难度组，上法中选手多采用的D，E组中高难度动作，跳步类动作中原地起跳类动作更受欢迎，转体类动作选用时运动员运用最多的是单腿蹲转1080°（E组）动作，下法动作选择上运动员多以技巧串的形式连接，主要是二连接；高低杠项目上法中跳上主要是D组和B组动作，杠中动作中飞行类动作中屈体叶格尔（E组）动作最受欢迎，短半径类的并掏回环、正掏回环及蹬杠回环动作成为杠中动作中的主流，且多与飞行动作形成连接；下法动作选择中选手们动作选择较为集中，主要是团身后空翻两周转体360°（D组）；自由体操项目运动员多使用连接串为动作开场，主要是踺子+后手翻+大难度空翻组成的三连接动作，结束动作均是以连接串形式，踺子（A组）+后手翻（A组）+团身/屈体后空翻两周（D组）连接串成为自由体操下法的主流。 ——摘自：王亚茹，李思民，东京奥运会女子竞技体操发展态势研究——《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22.04 近5届奥运会中国游泳队奖牌分布及成绩特征分析竞技游泳比赛项目是在1896年首次出现在奥运会上，是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基础项目，并且该项目的金牌数目仅次于田径，在近5届奥运会上我国游泳共取得11金10银9铜的成绩，排于第3位。游泳项目一直是我国的潜优势项目之一，发展比较缓慢，运动员的竞技实力较不稳定。论文通过对近5届奥运会中国游泳队的成绩进行整理分析，总结2020东京奥运会的比赛成绩，为备战2024年巴黎奥运会提供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以近5届夏季奥运会中国游泳队获奖牌运动员为主要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通过中国知网、新浪体育、国家体育总局等官方网站搜索查找相关文献资料，并对资料进行整理，对其分析研究，了解近5届奥运会我国游泳队的比赛表现，为本文提供数据支撑。 1.2.2 对比分析法通过对表格的数据进行横向、纵向对比研究，得出相关结论。 1.2.3 逻辑分析法将搜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归纳、系统分析等方法进行逻辑分析，归纳出我国游泳队的比赛特点。 1.2.4 数理统计法运用Exce1，SPSS25.0等软件对近5届奥运会游泳项目搜集到的数据及奖牌进行统计分析。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近5届奥运会竞技游泳奖牌分布特征 “奖牌榜”是反映各代表团运动项目和运动员的总体实力，也是衡量其对奥运项目的贡献尺度。游泳是奥运会中的第2大项，在近5届夏季奥运会中，竞技游泳项目共有32个小项（公开水域除外），有39个国家曾获得过奖牌。中国在近5届奥运会中，已经连续参加并且获得过奖牌。在奥运会游泳比赛中，美国、澳大利亚一直是泳坛的两大霸主。纵横向对比表1数据可以得出，近5届奥运会都参加且获得奖牌的国家分别是美国、澳大利亚、中国、日本、英国、法国、匈牙利、俄罗斯和意大利，并且美国和意大利的金牌和总奖牌榜始终位居前二，霸主地位稳定，中国排于第3位。近5届奥运会游泳项目的金牌和奖牌榜基本被美国和澳大利亚瓜分一半，由此可见，游泳项目呈现出“以美国为主，澳大利亚为辅，其余国家上下波动”的一种现象。除排名1，2名的国家外的前8名，成绩相差不大，且在每届奥运会都有变化，这表明游泳项目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其不可预测性和成绩也在不断提高。美国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开始，游泳成绩一直位居前列，且成绩非常稳定，在近5届奥运会共获得161枚奖牌，其中金牌67枚，银牌45枚、铜牌49枚，这表明美国游泳运动员竞技能力卓越；并且与澳大利亚相比，美国无论是金牌总数还是奖牌总数都是澳大利亚的两倍多，稳居第一，说明美国运动员在游泳项目上具有极高的天赋，且地位难以撼动。澳大利亚以26金24银25铜的成绩排在第2位，在2004—2012年奥运会之间澳大利亚在游泳上有明显的下滑趋势，尤其是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仅收获一枚金牌，但是其总体实力还是不容小觑，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又斩获金牌9枚位列第2，说明澳大利亚还是一个强劲的对手。除1，2名外，中国游泳以11金10银9铜的成绩排名第3位，成绩起伏不定，总奖牌数较前两名比，大大下降，在伦敦奥运会上取得了近5届奥运会的最好成绩，排于第2位，在获奖牌总数上与日本旗鼓相当，说明我国在游泳项目上竞争对手实力都非常雄厚，夺金压力巨大。日本在奖牌总数上高于中国，但是在金牌总数上略低一筹，所获奖牌多为铜牌，说明日本夺金能力较弱。英国、法国、匈牙利、荷兰、南非、俄罗斯、加拿大、意大利和德国在奖牌总数上相差不大，实力均等，其奖牌总数都高于10枚，但是，相较于其他几个国家，加拿大、意大利和德国在夺金实力上稍差；突尼斯以3枚金牌优势位于11位，德国、乌克兰和瑞典其夺金实力差，在今年也仅收入银牌或铜牌；津巴布韦、韩国、西班牙、波兰三个国家实力明显呈下降趋势，在2021年奥运会上最终收入零枚奖牌。综上，通过对以上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得出:（1）美国队的优势和统治地位进一步扩大。从近5届奥运会获奖牌数看出，美国无论是金牌还是奖牌始终名列前茅，同时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不断增大，是游泳项目的“超级大国”。这可能与美国的文化、体制、游泳竞赛与训练的运行机制、教练团队等有关，全方面集中力量发展，推动了美国游泳的稳固发展。（2）澳大利亚队的表现相对稳定。从近5届奥运会看出，澳大利亚一直处于第二的地位，运动员的竞技表现相对稳定。（3）第三名国家往后的队伍成绩起伏不定，且与前两名国家差距较大。 2.2 近5届奥运会中国游泳队获奖牌运动员身体形态特征分析 2.2.1 BMI特征分析身体质量指数（BMI）是评价人体形态匀称度的指标，BMI=体重（kg）/身高²（m²），由此可见，身体质量指数与身高和体重有密切关系，其大小反映了运动员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二者的合理比例关系，作为一名竞技运动员，其BMI更多的是反映肌肉质量状况。身高反映了运动员的纵向发育水平，对游泳技术有显著影响，是游泳成绩的重要预测因素。在近5届奥运会中，对我国获奖牌运动员身高体重进行统计，发现男子游泳运动员的平均身高为1.89±6cm，女子游泳运动员的平均身高为1.74±4cm；说明游泳运动员的身高呈现“高大化”的特征，其平均身高普遍较高（表2略）。体重反映了运动员的横向发育水平，通过调查发现我国男子游泳运动员的平均体重为77±2kg，女子游泳运动员的平均体重为61±5kg；我国男子游泳运动员的平均BMI为21.79±1.20，女子游泳运动员的平均BMI为20.26±1.27，均在20—25间，说明我国游泳运动员的肌肉质量状况较好，男子运动员的肌肉比例比女运动员高，肌肉更为发达（表2略）。从训练学的角度来讲，达到世界级水平的优秀男子游泳运动员的年龄平均在（17±1岁，女子平均在（15±1岁，训练年限在6—10年左右。表3是对近5届奥运会我国游泳项目获奖运动员的年龄进行统计，通过分析发现，从参赛人数和获奖牌数看，女运动员获奖牌数多于男运动员；从参赛年龄看，女运动员都是在18，19，23岁这三个年龄上有优势，人数比为5:7:6，获奖牌数比为5:9:11，男运动员在20，21及25岁以上有较大优势，获奖牌数比为2:6:5，人数比为2:3:3；从金牌统治力上来看，女运动员明显高于男运动员，并且在近5届奥运会中并无17岁女运动员和18，24岁男运动员获得奖牌。在21，24岁这2个年龄的女运动员和17，19，22，23岁这4个年龄的男运动员仅获得一枚奖牌。从女运动员看，19和23岁是获得奖牌运动员最多的；在男子运动员中，21岁和25岁以上是获奖牌运动员人数最多。综上所述，由于运动员的个体差异性和游泳项目的特殊性，年龄也是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的影响因素之一，我国女子游泳运动员的运动年龄基本是从16岁开始到24岁结束，大约有8年的运动生涯，男子运动员基本从17岁开始，大约有10年的运动生涯，并且男子运动员在25岁左右易发挥最好成绩。把握我国游泳运动员获奖牌运动员的年龄特征对科学选材有着重要作用，进一步丰富游泳项目的制胜因素。 2.3 近5届奥运会中国游泳队所获奖牌项目特征在2004年到2016年间的4届奥运会中，游泳共有32个小项，男女各16小项，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又增加了男女混合泳项目，并且我国摘得了银牌的好成绩。通过搜集近5届奥运会游泳获奖牌项目数据，有利于把握我国游泳项目的发展趋势，发现劣势项目，寻找不足，为下届奥运备战工作提供参考。表4是近5届中国男子游泳队获奖牌项目统计表，其中在男子16个比赛项目中，只有6个项目我国曾拿过奖牌。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我国男子游泳项目未获得奖牌，2008年，有且仅有1枚银牌，在2012年一2021年的3届奥运会中，男子游泳运动员有所突破，在2012年取得2金1银1铜，2016年取得金银铜牌各1枚，2021年取得金银牌各1枚。从每届奥运会所获奖牌比看出，我国男子游泳队成绩发挥较不稳定，竞技实力不均等。从横向看，我国在400米自由泳项目上表现良好，曾连续3届获得奖牌，200米个人混合泳和200米自由泳项目中，我国曾连续2届获得奖牌，在1500米自由泳项目中获得1枚金牌，100米仰泳比赛中获得1枚银牌，4x200米自由泳项目中获得1枚铜牌。由此可见，我国男子游泳队在奥运会上的表现不稳定，仅有6个项目有一定的夺金、夺牌能力，其竞技实力需要进一步提高。由表5可知，我国女子游泳队在近5届奥运会上共获得7金5银7铜，共计19枚奖牌，在女子16个比赛项目中，我国曾在11个项目上拿过奖牌。从2004年开始，近5届奥运会我国女子游泳队都获得过奖牌，在2004年共获得1金1银，2008年获得1金2银2铜，并且在200米蝶泳项目上获得1金1银，2012年奖牌比为3:1:2，是近5届奥运会中获得奖牌最多的一次，2016年竞技实力有所下降，仅获得2枚铜牌，2021年获得2金1银1铜，说明我国女子游泳队的竞技实力不稳定，成绩忽高忽低。从横向看，我国女子在100米蛙泳、4x200米自由泳接力、200米蝶泳、400米个人混合泳和200米个人混合泳项目中获得过金牌，并且在200米蝶泳中取得3金1银的好成绩，4x200米自由泳接力中取得1金2银的成绩。我国女子在200米自由泳、4x100米混合泳、400米自由泳、100米仰泳和200米蛙泳中获得过铜牌成绩。从近5届奥运会中我国女子游泳队的表现看，其竞技实力较强，具有一定的夺金能力，但是在某些项目上还需进一步加强。通过表4和表5的对比可以看出，我国女子游泳队与男子游泳队相比，其竞技实力、夺金实力较强，获奖牌项目较多，获奖牌运动员较多，说明在游泳项目上，我国女子运动员有较大的优势，实力明显高于男子。 3 我国游泳项目的发展策略 3.1 加强专项训练，紧抓关键技术在游泳比赛项目中，专项训练是完成比赛的重要保障。无论是蝶泳、自由泳、蛙泳、仰泳，还是混合泳、接力泳，对运动员的游泳姿势都有较高的要求。游泳项目需要运动员在水中保持良好的呼吸频率，同时配合四肢顺利完成动作。游泳运动要具备良好的体能、技能、平衡能力等基本素质，把握水中的平衡感。我国要想保持并且取得更好的成绩，首先就必须加强运动员的专项训练，为提高动作质量和提高比赛成绩奠定基础。与此同时，我国游泳训练还要紧抓关键技术，注重水中姿势、呼吸、蹬转等各种动作的训练，紧跟技术潮流，借助高科技设备，相关教练员和科研团队深刻研讨运动员在水中的姿势、呼吸等影响成绩的因素，加强训练，注重细节，找出适合自己的最好的游泳节奏。 3.2 科学选材，保持优势项目，突破劣势项目科学选材是加快我国游泳项目取得好成绩的重要前提。在近5届奥运会中，我国在较多的项目中尚未取得奖牌，而优势项目也并不突出，因此，我们要注重人才的选拔，优中选优。游泳相比于其他项目，首先需要运动员能在水中来去自如，并且具有一定的平衡感；其次，运动员要掌握一定的泳姿，这是最基础的。身体素质也是作为科学选材必不可少的一项，游泳项目非常消耗能量，因此运动员需要具备较强的体能。在选材过程中，应该根据游泳各项目对身体素质的要求制定出详细的指标体系，提高选材质量。我国想要游泳项目取得一定的突破，必须引起各个部门的重视。从小学一中学一大学都应重视游泳运动员的人才培养工作，加强学校与体校、专业队等的沟通合作，各级学校都应设立游泳课，加强学生们的游泳训练。只有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国家社会保障，学校重视，家庭支持，才能使我国的游泳项目更上一层楼。 3.3 提高动作质量，保证动作的稳定性游泳项目对运动员的动作要求较高，运动员想要在取得好成绩，水中的动作和节奏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运动员在比赛时，尤其是最后冲刺阶段，呼吸频率过快，速度不够迅速，需要加强促阶段的训练，保证动作的稳定性。在训练中，教练员和运动员都要高度重视基本技术的训练，不断提高动作质量，在蹬转、摆动等方面加强核心力量的训练，保证动作流畅完成。在训练过程中，教练员和运动员也要学习借鉴国外优秀的成功经验，结合自身情况，找出最优训练方法，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心理素质的训练，增强运动员在水中随机应变的能力，加强心理调节能力和抗压能力的训练，保证动作的稳定性，取得更好的成绩。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4.1.1 世界竞技游泳项目呈现出“以美国为主，澳大利亚为辅，其余国家上下波动”的一种现象，我国游泳项目总成绩位于第3位，共获得30枚奖牌，其竞技实力稍有提升，但较美国、澳大利亚相比，仍存在差距。 4.1.2 从运动员身体形态看，我国运动员的身高呈现“高大化”的特征，BMI指数较好；从运动员年龄特征来看，我国女子游泳运动员的运动年龄跨度小于男运动员，并且具有一定参赛经验的运动员夺金能力更高；从金牌统治力上来看，女运动员明显高于男运动员。 4.1.3 从获奖牌项目来看，男子游泳队有6个项目获得过奖牌，女子游泳队有11个项目获得过奖牌，男子在400米自由泳项目上表现突出，女子在200米蝶泳项目上表现优异，女运动员实力高于男运动员。 4.1.4 我国游泳队在个别项目上虽然有一定的夺金能力，但从整体上看，其竞技能力、综合实力发挥不稳定，需要进一步巩固加强。 4.2 建议 4.2.1 建议我国在备战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周期中，尽可能让运动员多参加大型游泳赛事，积累比赛经验，熟悉在不同环境下的影响因素，提高运动员的心理抗压能力，提高比赛成绩。 4.2.2 继续加强对游泳优势项目的训练，在保证其夺牌实力的基础上，跨项学习其他优势奥运项目的相关经验，发展潜优势项目，紧抓弱势项目，深入分析不同环境、姿势等因素对成绩的影响，找出最优比赛技战术，使自己的呼吸、摆臂、蹬腿等技术不断改进。 4.2.3 提高科学选材，在游泳运动员的选材上注重对年龄的把控，科学安排训练负荷，争取延长运动员的寿命，为我国夺得更多奖牌。 4.2.4继续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聘请国外优秀教练员来我国执教，丰富我国训练方式；派遣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去国外交流，学习其先进的技术，同时加强对对手的了解，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摘自：孙秀洁，于杰，赵鲁南，近5届奥运会中国游泳队奖牌分布及成绩特征分析——《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22.05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体教融合”培养模式研究述评从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演进来看，伴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计划经济下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失去了其生存空间。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开始通过“体教结合”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探索，其肇始标志是国家教委在1987年出台《关于部分高校试行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的工作通知》，文件提出“允许部分高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这一举措打破了体育系统垄断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传统模式，但并未改变体育系统为主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格局。体育系统垄断着体育资源，仍将业余体校为核心的“三级训练网”作为后备人才培养基础，而将与教育部门结合视为运动员文化教育的保障系统。体育系统和教育系统为了各自利益，形式化结合严重。针对这一问题，越来越多的专家呼吁我国竞技体育界必须尽快建立一种新型的后备人才培养模式，“体教融合”模式被提出，即“体育回归教育”，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置于学校中，改变传统单一的培养模式。2020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发布《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8个方面提出了37条措施，提出深化体教融合，开启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协同培养人才的新局面，最终实现培养优秀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和促进青少年全面健康发展的双重目标。当下，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体教融合”培养模式的发展仍面临经费欠缺、教练员匮乏、运动员成材率低、竞技成绩低下、体制管理缺乏可持续性等问题，众多高校“体教融合”组织发展举步维艰、日渐式微。鉴于此，在《意见》出台的大背景下，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体教结合”、“体教融合”、“培养模式”等为核心关键词，以中文类体育核心期刊，辅以官方新闻、报纸等为搜索范围，对其研究问题与观点进行归纳整理，总结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体教融合”培养模式研究达成的共识、存在的不足以及未来的研究趋势，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参考，使研究结果更具有实践应用价值。 1 体教融合培养模式的内涵阐释与意义解读 1.1 体教融合培养模式的内涵阐释一方面，相较于体教结合，体教融合下培养主体更为多元。目前普遍认为，体教融合中的“体”和“教”不应简单理解为“体育”和“教育”，而应理解为“体育系统（部门）”或“教育系统（部门）”，其“融合”应理解为系统或部门之间的协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与文化教育的结合、“竞技运动”和“学校体育”的融合、体育与青少年学生的教育结合等多方面。同时，体教融合不只需要体育和教育系统的协同合作，相关制度设计也不仅仅局限于“体”与“教”二者，更涉及企业系统、社会系统和政府系统主体等多部门的政策和资源性支撑；另一方面，体教融合下后备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内容不断拓展深化。体教融合人才培养机制的改革重心从举国体制下的三级训练网体系延伸到了与青少年健康发展密切相关的学校体育培养机制，如体育中高考改革、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和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等多个方面。最后，体教融合下培养机构呈现多元联动效应。如高等体育院校、体育传统特色学校、体育运动学校、青少年俱乐部等作为青少年人才培养机构应实现协同发展，充分发挥高等体育院校的责任和担当，构建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和青少年业余俱乐部的联动机制，加强体育运动学校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推动体育运动学校可持续发展。新时期的体教融合旨在改进现有培养机制和体系，建立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联动机制，共同推动培养优秀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和促进青少年健康全面发展双重目标的达成。 1.2 体教融合培养模式的意义解读我国运动员培养长期依赖三级训练网的培训模式，即体育脱离教育系统单独运行，“重竞技、轻文化”的现象愈加严重，部分竞技项目后备人才输送和选拔出现匮乏和断层的问题。同时，缺乏文化教育的运动员无法适应大型国际性比赛等弊端日益呈现。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证“体教融合”培养模式的重要意义，为其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体育本质属性与功能回归的角度，认为体育本就是教育的下位概念，属于教育目标达成的一种特殊手段与课程体系，而且体育的教育功能是无可替代的，能够有效促进学生个体的精神、心理、意志、品质等全面发展；2）人的全面发展角度，认为竞技体育“体教融合”培养模式能够综合两个系统之间的资源，相互协调，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积极营造学校的体育参与氛围，形成终身体育的意识与习惯；3）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角度，认为相比”举国体制“下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体教融合“的模式可以充分利用学校资源，为竞技体育发展提供更有营养的生长环境，并归还运动员的受教育权，在掌握高超的运动技能外，提升自身的文化知识水平，建构运动员完整的逻辑思维能力，为运动员退役后的生活提供必要的保障，解决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输送与选拔的问题，形成多元化培养格局，保障“普及”与“提高”双重目标的达成。另外，“体教融合”培养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发展的不足，极大限度地唤醒具有地方特色的体育传统项目的发展，促进我国竞技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 2 体教融合培养模式开展理论基础—困境—优化研究 2.1 体教融合培养模式开展的理论基础研究 2.1.1 体教融合培养模式提出的理论依据研究众多学者针对“体教融合”培养模式提出的理论依据进行了激烈的探讨，主要从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因材施教、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人等理论依据出发，论证了“体教融合”培养模式开展的正当性、合理性与必然趋势性。1）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认为对个体教育的最高理想是全面发展，而体育是水之源、木之本，其终极目标也是通过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磨练人民的意志，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从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体教结合”虽然衍生出许多模式，但没有完全打破传统的三级训练网，体育依然游离在教育系统之外，这样的发展模式有众多弊端，不利于竞技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3）从因材施教理论，认为“体教融合”的模式比单方面设置文化课程与竞技课程更容易培养出优秀的人才，能够让学生充分挖掘自己的潜力；4）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人理论，认为人是一切经济活动推动者与参与者，是基础要素，因此在运动员培养中要秉承对人的终极关怀。 2.1.2 体教融合培养模式运行的逻辑机理研究为达到“体教融合”培养模式的终极目标，我国众多学者梳理了该模式发展的历史沿革，明晰构成运行过程的各要素，并分析要素之间的冲突，从其发展的内在机理找出滞碍体教融合培养模式发展的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策略。刘仲豪（2017）从博弈论的视角对体教融合培养模式进行审视，认为其实质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力量的培养过程中，教育系统、体育系统、家长、学生等利益相关者之间课程设置的博弈，其中充满张力与妥协；刘伟（2018）从多重制度逻辑的视角，深入分析了体教融合组织产生困境的内在原因，研究发现该组织的发展受到政府逻辑、高校逻辑、市场逻辑三方面的影响，而这三种逻辑自身特性与“体教融合”组织发展目标存在差异性与矛盾关系；刘健等（2018）以历史制度主义理论为视角，梳理了体教融合培养模式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并将其分为酝酿形成阶段、严重破坏阶段、恢复调整阶段、正式启动阶段、多元探索阶段、新实践阶段。并以历史制度主义为理论诠释视角，深入探析了体教融合培养模式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变迁”与“路径依赖”现象，提出了我国“体教融合”培养模式演变的趋向与动力机制构建对策；杨烨（2007）从教育学视野窥探了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存在的局限性与困境。 2.2 体教融合培养模式存在的困境与深层因素研究 2.2.1 实施主体认知理念困境，体教双方系统貌合神离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长期依附于举国体制，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属于两个系统，两个部门之前的利益格局根深蒂固，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上各自为营、各执一词、各有想法。体育部门对于“体教融合”与“体教结合”等相关概念认知混乱，对其重要的价值认知不足。体育系统长期受到“金牌战略”目标的导向，高度重视国家或组织荣誉，“夺牌”的意识形态依然存在，认为“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应该由体育部门负责，“体教融合”培养模式只是一种补偿机制，无法成为后备人才培养的主流；教育部门又长期推崇“分数为王”，将学生的学习成绩作为主业，体育在学校教育中处于弱势地位，体育的“育人”功能被忽视，常常出现体育运动时间被侵占的问题，忽略人的全面发展。这些传统、落后的培养“人”的思想严重滞碍“体教融合”培养模式的开展。 2.2.2 顶层体制建设困境，各部门固化的利益壁垒林立从当前的研究来看，“体教融合”培养模式体制建设呈现“碎片化”的问题，已成为阻碍学生运动员成材的重要滞碍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制度环境方面，体教融合属于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囿于学校、市场等体制之下，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子系统的影响，缺少统一系统的配合，而“体教融合”割裂了教育、体育、社会等原有系统人、财、物的配置规律，却没有从系统性与整体性视角对其进行重新规划，脱离了政府干预的“襁褓”，体教融合生存面临难以突破的困境；政府职能方面，在“体教融合”培养中，政府部门职能划分不清，长期以“奥运争光”的集体荣誉感为发展目标，没有考虑青少年以及家长的意愿，属于“划桨”的角色，需要向“服务”型政府过渡；组织设置方面，中国竞技体育从教育系统剥离出来，体育与教育属于“双轨制”，各部门之间利益壁垒林立。虽然“体教融合”的提法已存在数年，但两系统在责、权、利等存在交叉矛盾，学校经费缺口大，对运动员、教练员、竞赛、训练等管理制度未更新，教育系统培养出的运动员与体育系统培养出的运动员受到“不平等”待遇，难以发挥学校培养优秀运动员的优势存在貌合神离的困境。 2.2.3 基层长效融合机制困境，学生运动员培养粗放化囿于我国竞技体育长期独立于教育系统之外，致使“体教融合”培养模式长效融合机制构建困境。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对“体教融合”培养机制存在的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运行保障机制方面，我国教育系统内各级学校长期在“高考指挥棒”下设置课程、开展教学活动以及评价教学绩效，与竞技体育系统之间处于封闭状态，竞技体育资源（教练员、资金投入、场地器材等）共享困难，致使运动员训练、竞赛等方面无法保障，如此在学校培养运动员的优势就难以体现；“体教融合”培养模式受政府干预较多，效益投资体系薄弱，校际联赛产业化水平低，学校在资金收入方面自我造血能力差；控制机制方面，教育系统、体育系统以及其他参与主体出现价值观念与培养目标不统一、内容脱节、多头管理的问题，运动员陷于“学与训”的矛盾中；激励机制方面，众多“体教融合”组织所在的高校在招收运动员时出现了“唯技能论”的问题，跳过中小学，建立了“空中楼阁”，体教融合“一条龙”的培养体制断裂，严重挫伤了中小学培养与输送运动员的积极性。学生运动员成为学校打造自身品牌的工具，薪资待遇也较差，在高校中属于“格外不同”的群体，文化课学习有名无实，学生以“不挂科”为标准。长此以往，“体教融合”培养的运动员质量有问题，其“出路”就有问题，难以激发更多学生参与到“学生运动员”的培养中。 2.3 体教融合培养模式的优化策略研究 2.3.1 修正异化的体育价值观念，回归教育本位当前学界对“体教融合”培养模式价值观的修正问题，认为“体教融合”培养模式是对体育与竞技体育本质内涵与属性的再审视。教育系统与体育系统应有所选择地扬弃传统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的认知理念。教育系统应协调教育管理的思想，提高对体育育人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等的领会，全盘考虑国家、社会、学校、家长、运动员的帕累托最优，充分认识到教育系统各级学校培养后备人才的独特优势。体育系统应改变本位主义，转变传统金牌主义理念下培养运动员的方式与评价方式，秉承“以人为本”、“夺标育人”、“健身育人”的理念，推动体育竞技后备人才的培养有机融合到学校体育中。 2.3.2 深化体制建设改革进程，打破传统的利益分割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体教融合”体制改革是一个资源重新分配和利益调整的系统工程，它体现了我国对体育发展本质规律的重新审视，也凝结了一个时代的价值追求。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当前我国学者已经意识到：“体教融合”培养模式的运行与拓展需要从整体的角度出发，对其体制建设进行革新，以达到最优的培养目标。制度建设方面，有学者提出应通过“法治”引领“政策”（如上海市的“双八条与“双十条”），继续完善体育法与教育法的建设，调整运动员“教体培养”过程中相关配套制度（学训制度、薪资待遇、退役保障等），本着“择优与公平”的原则，平等接纳教育部门或其他个体户性质的运动员；组织结构方面，“体教融合”应打破传统的“垂直分工型”，转向“扁平分工型”的组织模式，以整合条块分割的体制障碍，打破教育系统与体育系统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问题上的利益壁垒，形成责任共担机制，更好地促进体育资源与教育资源的融合；政府职能转变方面，改善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强政府，弱社会”的历史遗留问题，加快体育社会组织“管办分离”的改革进程，给予学校更多培养空间；绩效评价转向方面，学校应适当调整传统“唯分数”选拔人才的培养机制，将体育类指标纳入各级各类学校的评价体系中。 2.3.3 强化多主体联动机制，促进体教融合优化整合 “体教融合”培养模式不同于过去“体教结合”、“学校运动队”、“南体三位一体”等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机制，其目标在于改变我国长期形成的体育系统单独办体育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非自然途径，但仍然需要家庭、社会、体育等系统的辅助，以达到能在国际大赛上获奖的水平。当前学界对“体教融合”应强化多主体力量，形成联动机制上的高度共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运行保障机制方面，学校应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与社会力量（体育社会组织、俱乐部等）的合作，在小学、中学阶段做好“天赋”较好学生的拔高培养工作，并做好“中介”角色，与职业俱乐部或地方专业队分工合作，切实做好“运动苗子”的上升问题。也有学者提出，体育与教育部门应形成“资源共生”的关系，打破传统封闭的管理体系和资源垄断行为，让优秀的教练员去学校，让优秀的教师去体校，通过资源共享，达到人才培养的最优化。控制机制方面，捋顺各组织的权责关系，构建体育系统、教育系统、社会组织多元投入的培养体系。畅通学校运动员竞赛体系，即横向形成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一条龙”培养体系，纵向形成暑期比赛、校际联赛、区际杯赛、国际邀请赛等立体化竞赛模式。还有学者提出从构建竞技体育运动员培养的学科支持体系入手，根据学生运动员的只是接受水平，打造“体育+N”的课程设计，以缓解学、训之间的矛盾。激励机制方面，建立以教育系统为主，探索适应学校化的竞赛机制、选拔运行机制以及保障措施，比如运动员再教育等，为我国竞技体育高端人才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3 国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体教融合”培养模式的实践探索与本土启示研究 3.1 国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体教融合”培养模式的实践探索研究 3.1.1 充分承认体育育人价值，秉承教育优先的理念在国外，不存在“体教融合”的说法，体育本就被包含在教育系统之内，体育被视为教育人的重要手段。在美国，运动是国民的文化基因，竞技体育的“实际价值”理念融入到美国高校教育理念中，体育的育人价值被广泛推崇，体育被誉为“培养精英”的重要手段，但“体教融合”中主张教育优先。英国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发源地，拥有较为完善、有迹可循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演变脉络。英国“体教融合”具有显著的实用主义色彩，通过体育满足大众需求，提高身体素质、经济建设以及公共设施改善等；德国充分肯定体育的社会教育功能，通过体育教育培养青少年基本礼仪、道德规范以及社会责任感，让孩子们在身体与心理上都有舒适的体验。俄罗斯形成了“国家体育价值观”，并在联邦宪法明确规定了“体育运动属于人的权利”范畴，国家有义务保障公民这一权利。 3.1.2 各级阶段人才培养体系完备，组织形式灵活多样美国政府没有专门负责竞技体育发展的体育管理部门，美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由市场配置资源，“体教融合”培养运动员贯穿基础教育与大学教育，具有庞大的基础网络体系，由奥林匹克委员会、美国大中学体育协会和职业联盟承担，运动员不同成长阶段责任主体不同，所需掌握的竞技能力也不同。大学阶段是美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基石，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NCAA）分为三个等级，负责高等教育竞技体育的管理，从高中升入的学生运动员经过筛选继续参加大学的运动训练。英国整合了体育与教育资源，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体教融合”培养模式。1996年成立了文化传媒与体育部，专门负责国家体育发展的规划和政策制定，同年成立了英国体育理事会，专门负责竞技体育的发展。在这些重要组织形成之后，出台了“世界级运动员计划”。在这样的背景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形成了一条以中小学为基础、体育俱乐部为载体、区域单项协会为枢纽、英国体育学院为依托的自上而下、由宽渠道到专业化的“体教融合”培养路径。德国“体教融合”培养模式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人口基础较大，以中小学体育工作为主，俱乐部支持学校体育的发展；中级阶段以体育学校培养为主，体校归属教育部门，并且文化教育由教育部门负责；第三阶段是从体校毕业后，成绩优异的运动员将被送至奥林匹克基地进行训练，由基地为运动员提供一切保障。 3.1.3 完善的教体融合制度与机制设计，为学校培养运动员提供良好的保障美国高校竞技体育发展得益于完备的规约制度。1906年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成立，专门负责美国高等教育竞技体育的管理工作。1978年颁布了《业余体育法》，明确各组织的法律地位，形成以美国奥委会为主导，单项体育联合为下级组织的新型垂直管理体制，美国业余体育管理系统呈现法制化、规范化与效率化。在这些法律规定的基本指导下，美国高校体育管理机构对高等学校运动发展进行了全方位的制度设计，针对学生运动员入学要求、参赛制度、学业标准、财政支持、保险保障等进行了一系列的约束与规定。1996年英国体育理事会成立，随后4个地区性体育理事会以及49个地方体育合作组织相继成立，形成了政府宏观管理、多方合作体育管理组织新体系，这些合作部门属于政府的代理部门，负责政策制定与颁布。而“体育部”是政府部门，做到了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当前英国竞技体育发展更加注重强有力的组织结构和连续性政策供给，也注重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重力量的配置。并在体育参与、体育设施、运动员选材、教练员培养、资金投入、科研保障、运动员保障、联赛设置等形成高效的人才培养机制。德国青少年“体教融合”培养模式有着完善、连贯具体的管理体制，由政府管理与社会管理2大系统构成，其中政府管理以联邦内政部为最高层级，下设各州市体育部、区级行政体育管理机构。社会管理最高机构为奥委会，下辖2条管理主线，一条是奥委会－州市体育联合会－俱乐部，一条是奥委会－全国单项协会－州市单项协会－俱乐部。政府主要负责规划政策、提供经费、以实现宏观管理，而具体工作（比赛、训练、运营）的落实由协会、学校等机构完成。其后备人才培养主要源于以俱乐部为代表的社会化培养制度与以学校为代表的学校化培养制度。国家还从教练员培养问题、资金投入、质量性能管理系统评价（Foot PASS）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 3.2 国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体教融合”培养模式的本土启示研究 3.2.1 重新审视体育的内涵，树立“以人为本”的竞技体育价值观当前我国在推进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体教融合”培养模式的进程中存在诸多困境，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改革已是大势所趋，而通过学校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具有客观的优势。从国外各体育强国的发展理念来看，他们对体育本质属性的认识较为透彻，都认为体育是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也自然应该出自学校，这样能够最大范围地选取资质较好的后备人才，也能给运动员以良好的成长环境。我国教育系统、体育系统以及相关体育组织也应该站在新的历史环境下，重新审视体育的本质内涵，修缮传统“举国体制”发展体育事业的偏颇，避免学生运动员沦落为“比赛工具”，树立“以人为本”、“立德树人”的价值观念，将竞技体育的发展目标定位至培养综合的、全面的人才上来，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交还给教育部门，让运动员能够在学业与训练中均衡发展，成长为国家优秀运动员。 3.2.2 完善长效保障制度，提升“体教融合”实效国际上较为典型的英、美、德等国家都有较为完善的管理部门与制度设置，以保障“体教融合”高质量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在管理上，英、美、德自上而下都有严密的组织设置，只是不同组织属性不同，有些组织不属于政府部门，但均起到了宏观调控与监督的职能，并在立法、税收、资金补贴等不同方面介入“体教融合”培养后备人才等事务的管理中。我国政府应加快从划船者向掌舵者的角色转变，即政府应将体育资源分配的主导权利下放，例如厘定国家体育总局、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的职能，给予下位部门更多空间，一方面给体育社会组织更多权利，另一方面盘活体育相关资源，为“体教融合”培养模式的开展注入更多造血细胞，防止“财政吃紧”问题。与此同时，应尽快完善学校运动员管理、训练、竞赛、上升、教练员等一系列制度建设问题，以此提升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体教融合”培养模式实效。 3.2.3 多主体协同参与培养，优化“体教融合”机制我国传统“三级训练网”模式下培养出来的运动员与正常的教育轨道偏离，非正常培养路径所暴露出来的弊端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从美、英、德三国来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都是在学校体育普及的基础上，在学生11－15岁时，对天赋较好的“苗子”着重培养，并辅以政府、体育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共同承担，在普及与提高阶段形成衔接紧密的人才培养体系。我国在“体教融合”培养模式推进中，应着力打造政府部门、学校、体育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多主体协同参与后备人才培养的合作机制，打破当前竞技体育发展的封闭体系。在青少年不同年龄阶段，通过合作的方式，由不同的主体发挥其自身优势，共同托起“体教融合”培养模式的新未来，各主体之间各司其职，教育系统与体育系统强化合作，集中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优化“体教融合”培养机制。 4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体教融合”培养模式研究“共识－不足－展望” 4.1 共识从研究内容来看，当前学界对于“体教融合”培养模式进行了理论与应用性研究。但从研究重点来看，学者多集中在“体教融合”培养模式相关的基础性理论探讨，包括概念内涵、本质属性、理论依据、滞碍因素、优化策略等；从研究方法来看，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体教融合”培养模式的研究多应用社会学研究方法，从制度学、教育学等交叉学科出发，对其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其经典的方法主要有文献资料法、逻辑演绎法、案例分析法、专家访谈法、实地调查法等；从研究范式来看，我国“体教融合”培养模式形成了价值探索－现状描述－存在问题－解决对策的基础性分析框架。还有少部分文献以某一理论为视角，窥探“体教融合”培养模式内在的发展逻辑机理；从研究趋势来看，“体教融合”培养模式的内涵与存在价值在学界已逐渐明朗，越来越多学者主张体育回归教育。现有的文献显示相关研究趋向更深入的理论机理探索、历史角度总结以及国内改革领先地区“体教融合”培养模式开展的实证分析。 4.2 不足一是研究内容单一、片面。完整的“体教融合”培养模式有多种开展形式，较为典型的是清华贯通培养模式、南体培养模式。完整的“体教融合”培养模式贯穿青少年成长的不同阶段，且需要多元培养主体与相关配套措施共同参与，才能达到预期目标。从当前的众多研究中，发现不乏有学者对“体教融合”培养模式的概念内涵有所混淆，仅将关注点置于高校中，不免有断章取义之问题。而相关理论研究视角单一，研究宽度与广度不够，多从体育的角度出发，交叉学科理论知识借鉴匮乏，导致对于“体教融合”培养模式内在逻辑与存在问题解释力不足，没有针对中国特殊的国情从上至下、从宏观至微观提出具体可操作的路径。而实证类的研究更是欠缺，且“体教融合”培养模式影响因素众多，仅从调研数据对其分析，没有考虑历史文化的积淀，如此研究的严谨性有待商榷。另外，现今仅有少量文献以个案为研究对象，对该模式进行探讨，带有较强的区域特征，其普适性还需进一步推敲。二是研究方法的运用欠规范、深度不够，在量化方法运用过程中，存在不规范的问题，例如调研过程中走马观花、访谈人员随机选取、问卷数据的信效度等。另外，现下许多学者过于追求研究方法复杂度以及模型构建等，但也要考虑其对问题分析的适应性与数据的真实可靠。质性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多数学者在运用不同方法时还是从体育的视阈出发，不免对问题的认知产生障碍。且从当前的一些成果看来，“体教融合”培养模式的理论深度不足，缺乏从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探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体教融合”培养体系。三是研究范式固化。发现很多学者的研究套路热衷于“某理论+个案”的形式进行，但在理论应用时，很多学者过度依赖理论，拘泥于理论框架中，强行用该理论整理分析“体教融合”培养模式，也就是“理论”与“实践”两层皮的现象，从而使研究成果的理论价值大打折扣。另外，多数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多共性研究，没有分区域、分人群进行个性研究。 4.3 展望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以及国际体育综合实力的进步，竞技体育传统的举国体制已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进程。但是，鉴于我国特殊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体制，国家仍然需要集中力量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力量，构建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发展的新型“举国体制”。从我国当前竞技体育发展的现实状况与未来战略来看，通过教育系统来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力量、令体育回归教育是必然发展趋势。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国千千万万的青少年接触体育、参与体育，才能更好地利用体育的手段教育他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众多“根”上的问题，真正形成良好的体育参与氛围，并形成我们独特的体育文化，进而走向体育强国行列。因此，后续有关“体教融合”研究应有以下改变与思考： 1）细化拓展研究内容。“体教融合”培养模式的研究应从细化现有的研究议题、拓展新的研究议题两方面提升研究水平，以更好地指导实践。在细化现有的研究议题上，学者应聚焦“体教融合”培养模式的内涵，从实践变迁历程与个案出发，探寻更深入、更具体的小问题，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对其系统的解读，以此关照“体教融合”培养模式的大问题。在拓展新的研究议题上，学者应该借鉴更多管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母学科的研究趋势，从制度变迁、政策执行等视角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索，寻找创新视角梳理“体教融合”培养模式的推广价值、演进逻辑、存在问题等，并立足中国国情，探索出多元、协同发展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2）更新完善研究方法。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因此后续“体教融合”培养模式相关研究中要根据对研究对象或问题，不断完善与更新研究方法，提高科学研究的严谨性与研究结果的可应用性。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要立足实践，从“体教融合”培养模式的概念内涵出发，获取科学、有效的调研数据，运用科学的数理计算过程，得出研究结果。同时在对研究结果数据解读时要深入挖掘内在的文化意蕴，避免仅有数据的罗列，而没有思想。定性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跳出“体育”看问题，结合社会背景，从不同角度、不同视阈分析该模式的体系建设。在后续研究中，要因研究议题之“异”而“异”，理想的研究成果应综合两类研究方法，用数据揭示现实困境，用理论基础加以解读，进一步解决“体教融合”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例如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析绩效问题、运用基尼系数测算均衡发展程度、借助空间探索洞悉空间分布等。 3）研究者自身素质需进一步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体教融合”培养模式在我国还处于初步探索与完善阶段，需要各方更加坚定信心，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传统发展模式的禁锢。但是，当前我国体育研究者的整体学术水平有待提高，知识体系与方法体系掌握还不够扎实，还需要进一步自我提升。积极与社会学、教育学等交叉学科专家沟通与交流，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同时借助中小学、高校以及一线培训基地资源获取实证数据，以规范严谨为标准，促进“体教融合”培养模式研究成果的可应用性。 5 结束语回顾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我国在国际舞台上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跻身入体育大国行列，体育事业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标志性事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中国体育强国梦息息相关”，体育被提到了关乎国家命运与民族复兴的高度，并提出建设“体育强国”的战略目标。从国际经验来看，欧美众多体育强国在后备人才培养中都有较为完善的学校体育发展体系，并在制度设计、机制建设等方面与竞技体育、群众体育有较为有效的衔接。当前我国正在经历急剧的转型期，体育事业的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受到空前重视，而“体教融合”培养模式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需要学术界对其深入解读与探讨，以构建适应在我国体育强国建设的“新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摘自：崔佳琦，王文龙，邢金明，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体教融合”培养模式研究述评——《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22.02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对我国备战杭州亚运会项目布局研究竞技体育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常以竞赛中的各竞技单位为研究对象，在比较分析各竞技单位竞技实力的基础上，能够得出其比较优势的具体情况，更全面地反映参赛单位的竞技状态，因而对各种大型体育竞赛的项目布局具有指导性作用。目前亚运会中较少运用比较优势理论进行项目布局，本文将以2022年杭州亚运会为研究对标方向，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分析近2届亚运会中我国各竞赛项目的比较优势，寻找项目分布的变化特征，重点厘清我国各竞技项目的发展现状并思考相应的发展前景，探析并提出我国参加杭州亚运会的项目布局策略，助力取得更为优异的竞赛成绩。 1 研究对象及方法 1.1 研究对象以第17届亚运会、18届亚运会的参赛项目为研究对象，以第17届亚运会、18届亚运会所获奖牌数为分析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在中国知网以“比较优势理论”、“亚运会”为关键词进行文章检索，查阅第17、18届亚运会奖牌分布情况，为本文撰写提供理论、数据依据。 1.2.2 比较分析法对通过比较优势理论得出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归纳出我国项目群体中的优势项目、潜优势项目和弱势项目，归纳总结中国队竞技实力。 1.2.3 数据统计法运用Excel进行数据统计，根据第12届全国运动会的奖牌计分方法，对第17、182届亚运会所得奖牌进行赋分，并计算各项目的比较优势指数。 2 文献综述 2.1 竞技体育中比较优势理论的应用综述比较优势理论最早由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多用于经济学领域。他提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之后比较优势理论开始应用于其他领域。罗智（2004）最先提出将比较优势理论和竞技体育相结合后进行运用，将该理论引用于竞技体育研究领域，并提出运用比较优势指数划分出竞赛的各等级项目群体，对计数公式的科学性进行了验证，为竞技体育项目布局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和方法。许婕（2013）运用比较优势指数分析第11到第13届全运会中，天津的优势项目群体和潜优势项目群体，并分析了当时天津在全运会中的发展状态和存在问题。王欢、武杰（2006）运用比较优势理论对新疆体育用品业的可持续发展前景进行探析，以此寻求出新的突破空间。以上是比较优势理论运用到竞技体育研究领域、全运会和省市体育产业中的科学案例，但在学理上将其应用于亚运会研究的案例较少。本文基于体育各领域共同性，运用比较优势指数对第17、18届亚运会奖牌的获得情况进行计算，并加以分析。 2.2 竞技体育的项目布局研究综述胡阳（2021）指出，项目布局是否科学有效直接关系到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向，并通过对上海市在近3届全运会中的项目布局进行研究，提出上海市备战第14届全运会的有效策略。欧健昌（2019）指出我国大学体育的项目布局结构相对稳定：田径、武术等项目是我国在大学生运动会中的优势项目，同时篮、足、排3大球是需要重点发展的项目。张元文（2010）通过比较优势理论进行研究分析，寻找出北京奥运会中我国的优势项目、潜优势项目，并对11届全运会的奖牌分布情况进行分析，提出了备战伦敦奥运会的项目布局策略。刘海元（2005）通过对大学竞技体育的项目布局进行研究，指出了田径项目最多，但是开展田径项目的学校数量过少的问题。以上是竞技体育项目布局在全运会、大学体育和奥运会中的应用案例。本文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比较优势理论对第17、18届亚运会中的项群布局进行研究分析，以期为第19届亚运会项目布局提供策略借鉴。 3 结果与分析 3.1 奖牌分布情况由表1、2可见，在第17、18届亚运会中第1集团（9）的中国、日本、韩国依旧占据奖牌榜前3名的位置，且都由中国队独占鳌头，分别以取得342枚（151金、108银、83铜）、289枚（132金、92银、65铜）奖牌的优异成绩位列奖牌榜榜首；哈萨克斯坦、伊朗、朝鲜、中国台北、印度等第2集团的国家或地区一直保持着较高竞争力，占据奖牌榜第4至第10名的位置；而曾在第17届亚运会中取得第6名的泰国和第10名的卡塔尔在第18届亚运会奖牌榜中跌出前十，分别由印尼和乌兹别克斯坦取代。2届亚运会都有37个国家或地区获得过奖牌，奖牌的分布面积没有变化。 3.2 我国各项目比较优势指数比较优势指数具体指某竞技单位（包括团队、个人）在所参加项目所获得的金牌占该单位在该比赛中所获得的奖牌的总分份额，与该项目所设奖牌总分占所有项目总分的份额的比值。竞技体育比较优势指数（RCA）计算公式如下： RCAij=（Xij/Xit）/（Xwj/Xwt）=（Xij/Xwj）×（Xwt/Xit）其中RCAij表示i竞技单位j项目的比较优势指数；Xij表示i竞技单位在j项目上的得分总数；Xit表示i竞技单位在t比赛中所获得总分；Xwj表示在w比赛中j项目的所设奖牌总分；Xwt表示w比赛中所有项目所设奖牌总分之和。通过各项目比较优势指数的计算，当计算得出RCAij=0时，说明i竞技单位在j项目中处于弱势地位，将其称为比较弱势项目群体；得出0＜RCAij＜1（0＜Xwj/Xwt）时，则说明i单位的j项目目前不具备优势，但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将其称为比较潜优势项目群体；RCAij≥1（Xij/Xit≥Xwj/Xwt），则说明i竞技单位的j项目目前具有比较优势，将其称为比较优势项目群体。将我国在2届亚运会中的各竞赛项目带入比较优势理论公式，为方便计算，本文将以第12届全国运动会所采取的奖牌记分方法对17、18届亚运会中中国队所取得的金、银、铜牌进行赋分：获得篮、足、排项目前3名，分别按照39、33、30分的标准进行计算；获得手球、水球、曲棍球项目前3名，分别按照26、22、20分的标准进行计算；其他项目中国的前3名，分别按照13、11、10分的标准进行计算。以第17、18届亚运会中游泳项目为例，计算过程如下：第17届仁川亚运会： Xwt=439×13+439×11+576×10=16296 （第17届亚运会中共设439枚金牌、439枚银牌、576枚铜牌） Xit=151×13+108×11+83×10=4197 （第17届亚运会中我国共得151枚金牌、108枚银牌、83枚铜牌） Xwt/Xit=16296/4197≈3.883 Xwj=38×13+38×11+38×10=1292 （第17届亚运会中游泳项目共设38枚金牌、38枚银牌、38枚铜牌） Xij=22×13+12×11+11×10=528 （第17届亚运会游泳项目中我国共得22枚金牌、12枚银牌、11枚铜牌） Xij/Xwj=528/1292≈0.409 RCAij=（Xij/Xit）/（Xwj/Xwt）=（Xij/Xwj）×（Xwt/Xit）=0.409×3.883≈1.588 因此得出第17届亚运会中我国游泳项目比较优势指数为1.588。第18届雅加达亚运会： Xwt=465×13+465×11+622×10=17380 （第18届亚运会中共设465枚金牌、465枚银牌、622枚铜牌） Xit=132×13+92×11+65×10=3378 （第18届亚运会中我国共得132枚金牌、92枚银牌、65枚铜牌） Xwt/Xit=17380/3378≈5.145 Xwj=41×13+41×11+41×10=1394 （第18届亚运会中游泳项目共设41枚金牌、41枚银牌、41枚铜牌） Xij=19×13+17×11+14×10=574 （第18届亚运会游泳项目中我国共得19枚金牌、17枚银牌、14枚铜牌） Xij/Xwj=574/1394≈0.412 RCAij=（Xij/Xit）/（Xwj/Xwt）=（Xij/Xwj）×（Xwt/Xit）=0.412×5.145≈2.120 因此得出第18届亚运会中我国游泳项目比较优势指数为2.120。同理，可通过比较指数公式计算出第17、18届亚运会中其他项目的比较优势指数（见表3略）。 3.3 第17、18届亚运会项目群体布局变化特征分析根据比较优势指数数据，将各项目划分为比较优势项目、比较潜优势项目和比较弱势项目，以第17届仁川亚运会为例，该届我国比较优势项目（RCAij≥1）有：游泳、沙滩排球、田径、跳水、花样游泳、水球、体操、蹦床、乒乓球、羽毛球、垒球、射击、场地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小轮车、举重、赛艇、激流回旋、静水、现代5项、铁人3项、武术共22个项目；比较潜优势项目（0＜RCAij＜1）有：篮球、排球、艺术体操、网球、曲棍球、射箭、击剑、公路自行车、拳击、柔道、摔跤、跆拳道、帆船帆板、马术、高尔夫、橄榄球、保龄球、藤球、软式网球、空手道共20个项目；比较弱势项目（RCAij=0）有：足球、棒球、手球、板球4个项目。同理得出第18届雅加达亚运会的项目群体划分情况（见表4略）。通过分析第17、18届亚运会我国各项目比较优势指数的变化和项目群体分布的整体变化，为我国备战第19届杭州亚运会提出针对性的布局策略。 3.3.1 比较优势项目总数增加，但同时存在项目流失第18届亚运会相比较于第17届亚运会，比较优势项目的总数由22个增至26个，篮球、网球、击剑、高尔夫、帆船帆板5个竞赛项目由比较潜优势项目发展为比较优势项目，棒球则由比较弱势项目发展为比较优势项目。其中篮球项目的竞技水平提升明显，包揽男女3×3、5×5的全部4枚金牌；高尔夫夺牌率由8.3％提升至33.3％；棒球项目一举夺得银牌，由第17届的比较弱势项目一跃成为比较优势项目。 2届亚运会中游泳、跳水、蹦床、乒乓球等我国传统的优势项目发挥较为稳定，平均夺牌率在40％左右（乒乓球为38.9％），其中蹦床夺牌率高达66.7％，这4项传统优势项目为我国领跑奖牌提供了稳定助力。羽毛球、射击竞的夺牌率有所降低，虽然在第18届亚运会中羽毛球、射击项目夺牌数依然位于奖牌榜首位，但羽毛球夺牌率由32.1％降低至21.4％、射击夺牌率由37.9％降低至25％。基于此，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部分传统优势项目与对手国家之间的领先优势已经逐渐缩小，应及时做出相应的战略布局调整，力争在杭州亚运会中再创辉煌。沙滩排球、水球、场地自行车、小轮车4个项目由比较优势项目变为比较潜优势项目。在第17届亚运会中，我国沙滩排球项目夺牌率高达66.7％，然而在第18届雅加达亚运会中只取得一枚奖牌；水球项目退步明显，夺牌率由33.3％降至16.7％。自行车项目有场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和小轮车4个分项，其中场地、山地、小轮车在第17届亚运会中都属于我国比较优势项目，但在第18届亚运会中发生项目流失，只有小轮车保持在比较优势项目地位。据此表明我国自行车项目运动水平正被其他国家加速赶超，应及时总结失利原因，争取在杭州亚运会中恢复优势地位。 3.3.2 比较潜优势项目数量无变化，部分项目有所突破在第17、18届亚运会中，我国比较潜优势项目数量均为20个，其中排球、艺术体操、曲棍球、拳击、射箭、公路自行车、柔道、摔跤、跆拳道、马术、空手道、橄榄球、软式网球13个项目在2届亚运会中一直属于比较潜优势项目。值得关注的是排球、艺术体操、曲棍球、拳击4个项目的比较优势指数有所提高，且排球项目增幅大于0.3，达到0.983，表明排球项目在未来发展成为比较优势项目的可能性较大。射箭、公路自行车、柔道、摔跤、跆拳道、马术、空手道、橄榄球8个项目比较优势指数无明显变化，且其中重竞技项目（如柔道、摔跤、跆拳道、拳击等）大部分属于我国比较潜优势项目。但应注意到而重竞赛项目同样是日本、韩国的优势项目，因此应在此类项目上着重加强对日、韩国家的观察研究，取其长处加以训练学习，提高我国重竞技项目的竞争力，有针对性地加强我国在亚运会中的综合竞技实力。软式网球项目比较优势指数降低明显，应给予更多的重视和发展。 3.3.3 比较弱势项目总体数量上升，导致我国整体夺牌率下降比较弱势项目由第17届的4个增加到第18届的9个，其中第17届仁川亚运会的弱势项目除板球未在第18届亚运会中出现，足球、棒球、手球、板球3个项目竞技能力均呈上升态势，棒球更是成为我国比较优势项目。然而在18届亚运会中随之出现了9个比较弱势项目，除保龄球、壁球、藤球3个球类项目外，其他6个项目水上摩托、滑翔伞、班卡苏拉、克拉术、柔术、桑博都属于在第18届亚运会上新出现的较为小众的项目，弱势项目的总体数量增多直接导致我国总夺牌率由第17届的23.5％降低至第18届的18.6％，与奖牌榜第2名之间的奖牌数量差距也由108枚缩小到84枚。因此，在大力发展主流运动项目的同时，也应给予小众运动项目足够重视，扩大优势、缩小劣势，促进我国竞技实力全面发展，巩固亚运会奖牌榜首优势。 3.3.4 我国未参赛项目分析卡巴迪是唯一1项我国在2届亚运会上都未参赛的项目。我国国民对该项目较为陌生，但其在印度、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家广为流行，并早在第11届亚运会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对此项目我国应做出更多尝试，组织运动队伍以学习提高为目的参加竞赛，发扬体育探索精神，在实际比赛中寻找进步之处，推动陌生竞赛项目在我国得到发展。举重项目在第17届亚运会中属于我国比较优势项目，并有高达31.1％的夺牌率，但2017年因受兴奋剂问题困扰，无法正常参加第18届雅加达亚运会。对此应坚决遵守竞技体育的公平公正原则，拒绝歪门邪道，光明正大地为国争光。 4 备战杭州亚运会项目布局策略通过对第17、18届亚运会中我国各竞赛项目的平均比较优势指数和平均夺牌率进行计算，可将我国比较优势项目、比较潜优势项目分为一级、二级、三级进行布局，具体分级情况如下： 4.1 比较优势项目的布局一级比较优势项目为在第17、18届亚运会中的平均比较优势指数大于等于1.80的项目，分别是跳水、体操、蹦床、山地自行车、游泳，并且1级项目的平均夺牌率均在38％以上，均为我国参加杭州亚运会的核心竞赛项目，应放在核心位置优先发展。二级比较优势项目为平均比较优势指数大于等于1.30并小于1.80的项目，分别是沙滩排球、花样游泳、乒乓球、现代5项、皮划艇—激流回旋、射击、龙舟、小轮车、桥牌、垒球、攀岩，二级项目的平均夺牌率均在25％以上，并且沙滩排球、花样游泳、乒乓球、现代5项、皮划艇—激流回旋、射击6个项目在2届亚运会中夺金率较高，应放在优势位置加速发展。三级比较优势项目为平均比较优势指数大于等于1.0并小于1.30的项目，分别是篮球、皮划艇—静水、举重、羽毛球、武术、赛艇、游泳—水球、田径、铁人3项、击剑、场地自行车，其中11项三级项目的平均夺牌率均在20％以上；田径是2届亚运会中设立奖牌最多的项目，同时也是我国夺得奖牌最多的项目，需要加以重视。三级比较优势项目目前仍具备奖牌竞争优势，但在竞赛中发挥不够稳定，确保此类项目在杭州亚运会中稳定发挥是首要任务，应放在较重要位置积极发展。 4.2 比较潜优势项目的布局一级比较潜优势项目为在第17、18届亚运会中的平均比较优势指数大于等于0.70并小于1.0的项目，分别是帆船帆板、高尔夫、网球、棒球、排球、橄榄球。此类项目的平均夺牌率均在17％以上，并且比较优势指数接近于1.0，有很大希望从比较潜优势项目转化为比较优势项目，其此转化过程也是我国亚运会竞技水平提高的重要过程，需要集中人力、财力、物力推动其发展，力争在第19届亚运会中有所突破，成功转化为比较优势项目。二级比较潜优势项目为平均比较优势指数大于等于0.30并小于0.70的项目，分别是艺术体操、曲棍球、射箭、软式网球、轮滑与滑板、跆拳道、拳击、摔跤、足球、手球、公路自行车、空手道、柔道。2级项目中重竞技项目较多，此类项目仍需要大力扶持，提高国际竞争力，争取在杭州亚运会中取得进步，助力我国提升夺牌规模，成为杭州亚运会中我国奖牌的增长点。三级比较潜优势项目为平均比较优势指数大于0并小于0.30的项目，分别是马术、藤球、保龄球，这3个项目的平均夺牌率在3％到7％之间，藤球属于隔网对抗类项目，在杭州亚运会中可采取以金牌小项带动弱势小项的策略，借鉴同为隔网对抗类的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的成功经验，寻求提升之道。 5 结论通过对第17、18届亚运会中各项目的比较优势指数和项目群体的整体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得出我国亚运会各项目布局和变化： 5.1 我国比较优势项目数量增多，传统优势项目的发挥较为稳定，但存在部分优势项目竞争力下降情况； 5.2 比较潜优势项目的数量无变化，并且部分项目取得突破。 ——摘自：胡天翔，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对我国备战杭州亚运会项目布局研究《安徽体育科技》，2022.03 国家生命周期视角下美国竞技体育强国的成长历程、特征及启示加快推动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是新发展阶段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战略任务。竞技体育作为体育事业的核心组成部分，在推进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带动和引领作用。《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增强为国争光能力，规划了竞技体育更好、更快、更高、更强的战略目标，赋予了竞技体育新的时代使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统筹协调竞技体育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优化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推动竞技体育深度融入国家生命周期，更好服务于现代化强国建设，成为一项现实课题。竞技体育强国是指在以奥运会为主的世界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影响力在世界处于一流的国家。奥运金牌排名是竞技体育强国的显性标志，金牌背后有关竞技体育的科学管理、后备人才队伍、训练竞赛体系、科技保障水平、职业体育发展等是体现竞技体育强国的内在要素。美国作为世界发达国家，其竞技体育伴随国家发展而不断成长。从第1届雅典奥运会到第32届东京奥运会，美国17次位居金牌榜首，9次金牌榜第二，共获奥运奖牌2650枚、金牌1059枚，是夺得奖牌和金牌最多的国家。另外，美国的职业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训练参赛手段等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是世界竞技体育强国。归纳美国竞技体育强国的成长历程和特征，挖掘美国竞技体育强国与国家生命周期的关系，对推动我国竞技体育强国的均衡、协调和可持续成长具有现实意义。 1 国家生命周期视角下美国竞技体育强国的成长历程生命周期（life cycle）即“生物体从出生、成长、成熟、衰退到死亡的全部过程”，可以理解为“从摇篮到坟墓”（cradle-to-grave）的整个过程，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种客观事物的阶段性变化及规律。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教授结合产品生命周期提出了国家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国家是一个生命体，要经历兴衰的生命周期，国家成长的历程可以用生命周期来理解，具体分为准备成长、快速成长、强盛、缓慢成长和相对衰落5个时期。竞技体育作为国家成长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其成长受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综合影响，可以说竞技体育强国的成长是在国家成长的基础上实现的，国家成长具有生命周期性，竞技体育强国的成长与国家成长一样，也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和规律性。需要说明的是，竞技体育强国的生命周期主要指竞技体育依托国家成长而实现的自然性成长，体现的是体育强国成长的一般性特征和规律，不适应一些因国家过度干预而使竞技实力大起大落的国家，如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为满足特定时期国家利益需求，政府过度干预竞技体育，将体育发展战略重心向大众体育偏移，导致竞技体育成绩跌宕起伏）。为形象剖析美国竞技体育与国家发展的关系，本文嫁接国家生命周期理论，把美国竞技体育强国成长历程分为准备成长期、快速成长期、强盛期3个阶段（图1略）。在周期跨度上，美国竞技体育从19世纪初开始萌芽并逐步成长，到20世纪初进入快速成长期，“冷战”结束后进入强盛期。之所以认为美国竞技体育强国的成长始于19世纪初，原因在于这个时期美国经历了南北战争、第二次工业革命、西进运动和城市化进程等重大社会变革，现代体育形式和竞技体育组织随着国家改革发展的大潮而萌发，其间成立了多个职业体育俱乐部和专门性体育组织，如双人马俱乐部、全国大学体育协会（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NCAA）等，为竞技体育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初美国竞技体育进入快速成长期，原因在于美国在20世纪后初步完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各类职业俱乐部不断涌现，现代化的公共集体体育设施开始出现，职业体育的基本结构逐步建立。并且，“冷战”间接刺激了美国更加注重发挥竞技体育在国家发展中的政治作用，推动了竞技体育发展。随着1991年“冷战”结束，在奥运“战场”上两大阵营对决的局面消失，美国竞技体育强国进入强盛期。 1.1 美国竞技体育强国的准备成长期（19世纪初至19世纪末） 1.1.1 成长的社会环境 19世纪初至19世纪末是美国的镀金时期，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推动了竞技体育发展，竞技体育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开始萌芽并实现了初步成长。第一，工业革命为竞技体育组织的产生提供了经济基础。现代有组织的竞技体育是工业革命的产物。1812—1815年，美英战争胜利后，美国的工业制度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支持，工业革命条件成熟。1861—1865年南北战争废除了奴隶制度，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工业革命开始后，陆续推动了动力革命、纺织技术革命、钢铁工业革命和交通运输革命，到19世纪50年代工业革命完成，生产力高速发展，美国成为世界第四工业强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下，科学、文化、艺术、教育等快速发展，1894年经济实力超过英国，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为竞技体育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工业革命促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出现了工业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多是有闲暇的新贵族，中产阶级日益壮大和社会分层推动了职业体育发展，一些早期竞技体育组织开始成立。第二，西进运动和城市化进程为竞技体育成长提供了环境保障。西进运动为美国社会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促进了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发展，也促进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对竞技体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如白炽灯的发明使体育比赛能在晚上举行，新兴城市的出现拓宽了职业体育组织的发展空间。城市与体育相互影响，城市化进程在器物层面为竞技体育发展提供了空间，在制度层面为竞技体育的职业化、商业化、专业化提供了可能。一些史学家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美国发展中的现代化时期，新一波移民潮在这一时期开始启动，伴随着工业化迅猛发展，美国城市化进入鼎盛时期。19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城市人口成倍增长，到19世纪末，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0％，全国初步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系。随着城市大量出现，资产阶级贵族对竞技娱乐活动提出更高要求，一些有组织的竞技体育活动开始不断涌现。 1.1.2 美国竞技体育强国的初步成长第一，职业体育的萌芽与发展。19世纪是美国社会变革的重要阶段，最显著特征是中产阶级壮大。随着社会大众文化兴起，民众体育需求不断增长，社会出现了以盈利为目的的体育组织。工业革命前，参与竞技体育组织的成员多限于美国城市贵族阶级，如赛马是绅士专享的娱乐活动，随着俱乐部竞赛体制不断完善，社会群众阶层开始参与其中，出现了以体育为职业的运动员。1848年美国辛辛那提市创立了第一个体育协会，到19世纪50年代，美国有组织的竞技体育活动开始出现。棒球首先进入职业化，1858年国家棒球运动协会成立，早期的棒球主要由社会中产阶级控制，随着内战结束，棒球迅速在城市工人阶层普及。在俱乐部和休闲运动的推动下，全国性体育组织迅速发展。1845年纽约人棒球俱乐部成立，1858年由34个职业棒球队合并，成立了全国棒球运动协会，开始组织全国比赛。1869年成立了第一个职业运动队（辛辛那提红袜俱乐部），成为美国最早的职业俱乐部。1871年全国职业棒球协会成立，1876年全国棒球职业联盟成立，射箭、足球、保龄球、击剑等多个职业组织相继成立（表1），为美国竞技体育的成长提供了项目基础和职业化载体。1860—1890年被称为美国体育史上的俱乐部时代，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职业体育法律政策，1890年《谢尔曼法案》颁布，确立了职业棒球反垄断豁免权，到19世纪末，美国职业体育协会组织已初具规模，为竞技体育的成长起到重要带动作用。第二，业余竞技体育的演进。大学竞技体育可追溯到19世纪中期，其间经历了由校际间自发的竞赛活动到完备的竞赛组织体系的演变。早期的美国教育，学校不鼓励学生参与体育运动，认为对抗性体育更适合工人阶级，不适合注定要成为牧师的学生，参与体育活动对于国家精英的成长不合时宜。到19世纪20年代，学校中开始出现一些组织松散的体育项目，逐步成为校园娱乐手段。19世纪中期后，一些竞技运动项目在学校比赛中出现，1852年8月，哈佛和耶鲁两校运动员举行了赛艇对抗赛，这是美国大学生体育史上第一次体育赛事。随着经济发展与城市人口的激增，工业革命造就的大企业家和金融巨头以慈善事业的形式捐助高等教育，一些现代化的高校场馆设施建立，社会上广泛开展的体育项目逐步被高校引进，棒球、橄榄球、摔跤等在学校开展，为业余竞技体育的成长提供了基础。工业革命后，在城市化、市民文化兴起和发展的进程中，学校竞技活动广泛开展。受职业体育潮流影响，棒球、田径、橄榄球、篮球、游泳等项目在校园不断出现，赛艇比赛是最早在大学开展的校际体育竞赛（表2）。随着赛事增多，学生参与的热情高涨，大学体育运动很快从学生自行组织的游戏性活动发展到各高校“争名夺利”的竞赛。随着赛事规模扩大，专职教练员、管理人员逐步出现，竞技比赛规则不断完善。1876年成立了专门的竞赛管理机构，即校际橄榄球联合会（IFA），管理者由校友组成。1895年美国中西部9所大学成立了校际联盟（ICFR），随着球场暴力事件不断发生，1905年由62所大学成立了大学生竞技体育联合会（ICAA），减少了大学竞技体育的职业化问题。1906年成立了全美竞技体育联合会（IAAUS）。1910年IAAUS改名为NCAA，大学竞技体育成为美国竞技体育的重要部分（图2）。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竞技体育迎合了美国工业化、社会化、城市化、西进运动以及进步运动的需要，竞技体育不断由自发向自觉发展。同时，受社会发展程度制约，美国竞技体育组织规模较小，运动员的职业化程度还不高，竞技体育成长速度总体较缓慢。 1.2 美国竞技体育强国的快速成长期（20世纪初至“冷战”结束） 1.2.1 成长的社会环境 20世纪初至“冷战”结束是美国竞技体育强国的快速成长期。美苏两大政治集团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体育等多个领域展开“冷战”，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竞争推动了竞技体育成长。这一时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确立了世界霸主地位，综合实力不断增强（表3略）。美国掀起了新一轮的城市化高潮，1920年城市人口占比为51.2％，城市化进程在器物层面为竞技体育发展提供了环境基础，在制度层面为竞技体育的职业化、商业化奠定了基础。第一，新的经济社会环境和改革举措为竞技体育成长提供了保障。20世纪之交是美国的镀金时代，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社会经济、科技、文化高速发展，不断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变，崛起与扩张成为时代主题。20世纪后，城市人口迅速飙升，社会结构发生转变，进步主义运动推动经济、文化、教育等不断改革。1933年罗斯福推行新政，使美国摆脱了经济危机，改善了底层人们的生活状况。两次世界大战成就了美国资本主义的霸主地位，为竞技体育强国成长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19世纪90年代兴起的市区有轨电车，使球场和赛马场观众可以迅速集散；机械工业促使自行车运动广泛流行；铁路交通使工业化后新兴的职业球队得以在城市间旅行比赛；电灯的发明延长了大学、俱乐部、青年会等体育馆的使用时间，增加了观看比赛的人数。经济社会发展直接推动了竞技体育快速成长。第二，体育价值属性的改变，提升了竞技体育成长活力。20世纪初，社会对体育的认识发生变化，主宰体育协会的资产阶级认为：“立足于狭隘民族主义的英国‘绅士’运动，根本目标是获得成绩，新的生活节奏需要更具有游戏性的竞技运动。”把体育作为一种竞争性活动，社会统治集团开始承认现代竞技运动除了娱乐性外，还对社会凝聚、教育和经济进步等方面起重要作用。不同群体在关注竞技运动娱乐性的同时，也在利用竞技体育的社会价值，拓宽运动的组织形式和竞赛范围，各种有组织的职业俱乐部纷纷成立。20世纪20年代，现代竞技体育开始萌芽，职业体育的基本结构建立起来。在职业体育带动下，美国社会形成了崇拜和模仿明星运动员的潮流，对职业运动员的重视，加速了竞技体育职业化，推动了竞技体育的快速成长。 1.2.2 美国竞技体育强国的快速成长第一，学校竞技体育活动普遍开展。1910年NCAA成立，高校体育竞赛活动开始不断出现，大学篮球、棒球、足球、橄榄球、网球等项目俱乐部纷纷成立，并不断改进竞赛规则。高等院校和大学里的运动员逐渐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对象，学校运动队和参赛运动员数量不断增多，竞赛运动广泛开展，大学和地方政府建立了众多体育场馆，现代化的运动设施、场地、器材等不断扩充。鉴于体育竞赛的观赏性增强，体育场馆的规模不断提高，美国135所高校的橄榄球馆容量，从93万人一跃上升为230万人，到1930年，全美大学校际橄榄球比赛观众上升到1000万人以上。1921年全美田径运动会开始举办，3年后又增设了全美游泳比赛，此后其他项目的大学比赛相继出现。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美国学校体育发展的显著特点是俱乐部的大量涌现，学生集体活动逐渐演变为全校性的竞赛活动。第二，竞技体育组织不断涌现。随着现代竞技体育项目不断推广，美国职业体育进入快速成长阶段，相继成立了多个俱乐部。首先，学校业余竞技体育组织方面，竞技活动的暴力性容易引起伤害事故，学校开始把竞赛纳入统一管理，因而成立了NCAA。该组织管理了583个大学业余竞赛俱乐部和约19000名注册运动员，1950年后逐渐发展壮大。1920年，成立了全美高中运动联盟（National Federation of State High School Associations，NFHS），专门负责高中16个运动项目的竞赛规则。这一时期多数竞赛都由大学体育联盟管理，如1949年成立的“大湖区十强联盟”、1979年成立的“美国东部联盟”。其次，社会业余竞技体育组织方面，成立了美国业余体育联盟（Amateur Athletic Union，AAU）、美国单项体育联合会（National Governing Bodies，NGB)、残奥体育组织（Paralympic Sports Organization，PSO）、军事体育组织（Military Sports Association，MSA）、美国奥委会（United States Olympic Committee，USOC）等，竞技体育活动在组织的管理下不断规范。第三，职业体育发展备受重视。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完成，20世纪20年代开始，大量高水平职业运动队不断涌现，职业体育俱乐部在这一阶段迅速成长。棒球是美国最早的职业运动，第一个棒球职业联盟“国家联盟”（National League，NL）于1871年成立，1901年“美国联盟”（American League，AL）成立，1902年两大联盟合并为MLB，开创了职业赛事新纪元。到1920年，美国已有11个职业运动队，1917年NHL成立。1946年美国篮球协会（Basketball Association of America，BAA）成立，1949年BAA与美国篮球联盟（National Basketball League，NBL）合并为NBA（表4）。这一时期，出售竞赛电视转播权与广播权，促进了职业体育发展。随着体育全球化加速，国际性体育潮流推动了职业体育发展，20世纪80年代，美国与欧洲在橄榄球、足球、冰球、棒球联赛方面开展交流合作，各类职业俱乐部高水平对抗赛不断举行，一些职业队聘请外国选手和教练加盟，1988年和1991年先后出现了世界性的职业篮球组织和职业橄榄球组织。一系列高尔夫巡回赛、拳击擂台争霸赛、自行车巡回赛、网球大奖赛频繁举行，竞技体育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第四，积极承办和参加奥运会，彰显竞技体育综合实力。运动成绩是体现竞技体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从20世纪初到“冷战”结束，美国共参加了19届夏季奥运会，除了1976年和1988年获得第三名外，其他均为前两名（图3）。从1924年第1届冬季奥运会到“冷战”结束，美国共参加了15届冬奥会，每届冬奥会排名均在前十位（图4）。尽管这一时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危机和“冷战”等众多大事件，但美国竞技体育依然保持强大实力。此外，美国积极申办奥运会，从20世纪初到“冷战”结束，美国共举办了6届奥运会（表5）。此外，美国积极组织各类大型体育赛事，1978年USOC举办体育节，除奥运年外每年举办一次，有33个竞技项目比赛，USOC通过体育节选拔优秀运动员。第五，竞技体育相关法律政策逐步完善。职业体育发展同时，一些俱乐部违反了反托拉斯法，如集中打包出售比赛转播权等，不利于职业联盟健康发展。1961年美国出台《体育转播法》，给予四大职业联盟反托拉斯法下的特殊待遇。20世纪中期，出台了“非法定劳工豁免”和“法定劳工豁免”等法规，解决了反托拉斯法和劳工法之间的冲突，确保了职业运动员工会集体谈判的合法性，实现了对职业运动员权益的保护。此外，美国税法、版权法、博彩法和劳工法等都对职业体育的成长进行调控。1988年美国颁布《印第安游戏管理法案》，取消购买职业运动队股份的税务优惠，州政府和地方通过税收政策鼓励私人资金投入公共场馆建设。劳工法的完善和职业体育项目的“反垄断豁免”推动了体育经纪业发展。20世纪70年代后，四大职业体育联盟开始开放运动员自由转会制度。总之，这一时期相关职业体育制度政策的完善，为竞技体育的成长提供了制度环境。 1.3 美国竞技体育强国的强盛期（“冷战”后至今） 1.3.1 成长的社会环境第一，“冷战”后综合国力的提升为竞技体育成长提供了外部环境。1990年苏联解体，长达50年的美苏争霸结束，美国成为世界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冷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和平转向，国内GDP增长迅速，社会失业率不到5％。此外，20世纪60年代的“婴儿潮”为冷战后的美国提供了大量青壮人口，为竞技体育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保障。随着国家实力增强，美国实行全球对外战略，在政治上扮演“世界警察”角色，通过“武装进攻”和“和平演变”等手段进行意识形态扩张，国家霸权战略为推动美国成为世界竞技体育强国提供了国际环境。此外，“冷战”后的世界格局趋向经济一体化，职业体育赛事作为重要产业手段，逐渐得到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认可，成为世界竞技体育发展的主流。美国职业体育不断融入国家对外战略，成为助推竞技体育成长的直接动力。第二，政府支持和产业结构调整为竞技体育成长提供了内生动力。美国政府通过实施职业体育“反垄断豁免”，给予职业体育版权保护政策和经济资助政策，利用税收鼓励建设体育场馆，引导市民参与和观看职业体育比赛。市郊运动的发展改变了城市结构，大量职业运动队随着人口由城市向郊区发展，为职业体育赛事开展提供了场地资源。并且，20世纪90年代后，在科技革命影响下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知识、信息和专业人员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消费结构发生变化，社会进入福利化阶段。随着个人收入和闲暇时间增多，社会民众越来越重视精神消费，刺激文化、娱乐、体育场地迅速增加。经济的发展使更多的民众有钱又有闲，体育赛事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到1994年，美国休闲体育产业排行第11位，尤其是以四大职业体育联盟为首的职业体育发展迅猛，以职业体育为主体的竞赛产业带动了竞技体育快速成长。 1.3.2 美国竞技体育强国进入强盛期第一，奥运成绩持续保持第一集团。美国一贯重视奥运赛场上的表现，奥运成绩成为竞技体育实力的最好体现。从1952年第15届奥运会到1992年第24届奥运会，共举办了11届奥运会，苏联7次金牌第一，获1122枚奖牌，美国4次金牌第一，获982枚奖牌（表6）。随着1991年“冷战”结束，奥运会上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消失，在“冷战”后的8届夏季奥运会上，美国取得5次第1名，3次第2名，尤其进入21世纪后金牌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奖牌总数除2000年悉尼奥运会外都在100枚以上（图5）。此外，从历届冬奥会奖牌总数与金牌数量看，1992年第16届冬奥会开始，美国奖牌数量与金牌数量波动明显（图6）。美国竞技体育的强项分布广泛，尤其在游泳、田径等基础项目上实力强劲，2004年雅典奥运会时在这2个项目上夺得103枚奖牌，占总数的50％以上。此外，为推动竞技体育持续发展，USOC制定了“金牌行动计划”，给预备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提供服务保障。如1996年奥运会前的“强化训练计划”、1997年的“奥委会社会发展计划”、2019年的“运动员职业与教育计划”（ACE）等，在奥运备战上体现出强烈的国家意志。第二，利用竞技赛事推动美国文化全球化。“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为谋求和平与发展，在体育领域的合作越来越广泛，以体育竞赛为主题的全球化得以快速发展。美国是推动现代体育传播的主要国家，通过实行全球扩张战略，积极输出文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NBA为首的四大职业联赛进行全球化推广，大量的高水平职业运动员走向世界各地。2011年的欧洲篮球锦标赛有“美国篮球统治欧锦赛”之说，28名NBA球员征战当年的欧锦赛，欧洲篮坛几乎成了NBA的翻版，24支球队中有15支至少拥有1名NBA球员，NBA赛场成为各国篮球职业联赛模仿的对象。美国向世界输出的不仅是体育，还有集聚美国文化特质的理念。每年的NFL“超级碗”成为世界最大体育节目，2012年全球超过10亿观众收看第45届“超级碗”赛事，美国职业赛事浸入世界多个国家，影响了全球体育发展。第三，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职业体育联赛。美国职业体育保持增长势头，1975年美国职业大联盟中有73支球队，主要组织以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Major League Soccer，MLS）、MLB、NBA、NFL、NHL为中心的赛事，到了2000年，五大联盟俱乐部总数扩充到131个，其他小联盟也得到快速发展。21世纪初，美国的篮球、冰球、棒球、橄榄球、网球、自行车、拳击等20个项目的140多个运动队走上职业化和商业化道路，竞技体育所提供的商业赞助不断扩大，缔造了世界上最为发达的体育产业帝国。20世纪80年代，职业体育总体收入约30亿美元，而10年后突破70亿美元。2006年《财富（福布斯）》杂志统计，美国四大职业体育联盟总收入达到148.3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可称为各体育项目联合会不断扩张的时期，奥运会逐步对职业运动员开放，世界范围内的职业体育竞赛广泛开展，NBA成为世界职业篮球的典范，NFL成为全美职业联盟中最盈利的组织。同时，美国创办了众多有全球影响力的职业体育联赛，不断把职业体育市场推向世界。第四，积极推行竞技体育治理,塑造国际形象。为提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的地位，USOC不断调整发展战略。1992年开始，棒球、篮球、足球、自行车等项目的职业运动员被允许参加奥运会，进入21世纪后，USOC采取了系列改革举措，精减了委员会、董事会机构。一是，积极参与国际体育运动。USOC成立了国际关系部，开展了一系列竞技项目国际推广活动，邀请超过3000名不同国家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到美国奥林匹克训练中心训练和比赛。二是，与国际单项体育协会合作。改革单项体育协会管理体系，提高单项体育协会的运行效率。2005年，USOC通过了单项体育协会治理办法，提升单项体育协会自治能力。三是，推进反兴奋剂治理。USOC发起为了“干净比赛”的全新计划，积极倡导在奥运会和国际单项比赛中杜绝出现兴奋剂，塑造良好国家形象。四是，强化奥林匹克理想教育。广泛开展“奥林匹克大使计划”、奥运机遇基金、奥林匹克周、青少年奥林匹克技能大赛、残奥会学院、“奥委会社区合作伙伴计划”等活动，积极推广奥林匹克理念。 2 国家生命周期视角下美国竞技体育强国的成长特征美国竞技体育强国的成长是一部伴随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不断振兴和发展的历史，是依托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利用不同成长方式完成跨越，体现出与国家生命周期相关的特征（图7略）。 2.1 美国竞技体育强国的成长趋势与国家成长趋势具有趋同性国家成长过程中伴随着竞技体育的成长。从美国竞技体育强国成长的3个阶段来看，每个阶段的成长起点都晚于国家的成长。如美国国家成长始于1776年，而竞技体育萌芽于19世纪初；美国在1870年工业产值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强国后进入快速成长期，而美国竞技体育在20世纪初进入快速成长期。可以说明，美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促进竞技体育的成长，美国竞技体育强国成长的交界点都在国家每个成长周期开始后的30年左右，体现出美国竞技体育强国的成长建立在国家成长之上，国家成长带动了竞技体育强国的成长，凸显出美国竞技体育强国的成长与国家成长密切相关，成长轨迹具有较大的趋同性。美国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伴随着竞技体育强国实力的不断上升，或者说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催生了竞技体育实力的增长。 2.2 竞技体育发展程度是美国国家崛起的重要信号美国竞技体育强国成长始于国家的准备成长期，竞技体育强国的快速成长始于国家生命周期的快速成长期，在1945年二战结束美国进入强盛期，其竞技体育在“冷战”结束后进入强盛期，“冷战”后美国成长为综合实力最强的世界大国，竞技体育也顺应国家成长趋势进入发展强盛期。美国竞技体育强国成长的每个阶段都与国家成长阶段对应，说明美国竞技体育强国的成长与国家成长的生命周期具有一定协同性。美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出现在国家综合国力发展最快的时期，因此，可以把竞技体育发展程度作为强国崛起的重要信号。国家在快速成长期和强盛期内最具有发展活力，国民社会心态和国家政治诉求为竞技体育的成长提供了保障。具体表现在：作为综合实力世界第一的现代化强国，替代性满足会使国民对国际舞台上的争金夺银表露出极大的热情，国民期望通过借助国际赛场上的竞技实力排名表达出国家的综合实力，这间接促进了竞技体育强国的快速成长。 2.3 美国竞技体育强国的成长具有一定惯性美国竞技体育进入强盛期后，其综合实力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而不会轻易下降。从成长的先后顺序而言，美国竞技体育强国的准备成长期要晚于国家的准备成长期，竞技体育强国在国家的快速成长期内完成准备成长，在国家的快速成长期内进入快速成长期，竞技体育强国的快速成长期结束于国家的强盛期，竞技体育强国的强盛期始于国家的强盛期。每一个阶段，竞技体育强国的成长周期都要长于所对应的国家成长周期。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进入缓慢成长期，其竞技体育实力却依然处于强盛期，在其后的每届夏季奥运会美国都处于第一名（除2008年北京奥运会），保持超强的综合实力。这说明随着美国竞技体育强国的不断成长，竞技水平不会轻易下降，竞技体育强国的成长具有一定的持续性，或者说美国竞技体育强国的成长具有惯性。在这种惯性的带动下，其竞技体育实力能够保持一定的时期，不会因为国家成长的缓慢而放慢步伐。 2.4 美国竞技体育强国发展或将在2090年左右进入缓慢成长期从美国竞技体育强国成长周期跨度的一致性趋势推测，美国竞技体育强国一般要经历近一百年周期的成长。由此可以大致推断，美国竞技体育强国的强盛期可能保持一个世纪，即从1991年“冷战”结束美国竞技体育强国进入发展强盛期，其竞技体育实力可能保持到2090年左右。随着美国2001年后进入缓慢成长期，美国竞技体育强国发展可能在2090年左右随着国家成长的衰退而进入缓慢成长期。导致美国竞技体育强国衰落的原因是多元的，根据近年来美国国家发展的特征，推测：一是可能与美国社会经济实力的下降有关，2001年“9·11”事件后，恐怖主义对美国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持续性冲击，并且近年来，美国对外继续拓展霸权政策，军费透支严重，国家经济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基础，经济衰退必然影响竞技体育的发展。二是可能与国民、社会对竞技体育态度的转变有关，竞技体育成绩是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需要，是国家综合实力和国家形象的体现。多年来，美国超强的竞技体育实力已经很好满足了国民社会心态的政治诉求，再依靠竞技体育证明国家强大的社会愿望可能下降，一定程度上也减缓了竞技体育的发展。三是可能与美国老龄化社会对竞技体育的冲击有关，老龄化是美国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老龄化人群更加趋向保守型的体育活动，如休闲体育、大众体育和观赏性体育等，老龄人群的增多必然减少参与竞技体育尤其是职业体育的社会群体，从而影响竞技体育的参与性。 3 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启示 3.1 科学研判我国竞技体育强国的成长周期及社会环境，引导竞技体育深度融入国家生命周期竞技体育强国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和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从历届奥运会成绩看，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尤其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20东京奥运会，我国竞技体育成绩实现了新的突破。其中，我国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获得48枚金牌和100枚奖牌，位列金牌榜第一名；在2020东京奥运会取得38金、32银、18铜，金牌数追平参加境外奥运会的最佳战绩，我国已稳居世界竞技体育强国之列。依据国家生命周期理论，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快速成长期向强盛期跨越的过渡期，处于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竞技体育面临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营造了竞技体育成长的新机遇，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经济社会转型下的业态融合升级为竞技体育成长提供了新环境，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赋予竞技体育更强大的内生动力，新型国家治理格局将为举国体制注入新活力。此外，推动竞技体育成长的制度环境优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显著，国家政局稳定、经济高速发展、市场空间广阔、社会和谐安康、人民生活富裕，国家在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教育强国、文化强国等领域，掀起的经济社会的重大改革将丰富竞技体育发展的内涵，加速激发竞技体育成长的内生动力。并且，随着经济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能的关键时期，这将为推动竞技体育的成长提供坚实保障。面对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赋予的新机遇、新环境，要处理好竞技体育成长与国家发展的关系，要在国家发展的大环境中实施竞技体育事业的顶层设计，科学引导竞技体育深度融入国家生命周期，合理利用现代化国家建设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集聚的优势资源，助推竞技体育实现高质量成长。 3.2 以“开放、共享”理念优化竞技体育成长方式，全面提升为国争光能力成长方式是推进竞技体育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长的基本理念、手段、方式、形态等集合，是激发竞技体育强国成长的内生动力源。推动竞技体育成长方式转变，不仅是竞技体育自身成长的迫切需要，也是对我国经济社会成长方式转变的积极响应。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在举国体制的保障下，依托“赶超型”成长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短期内成长为世界竞技体育强国，促使竞技体育走出了特色成长之路，实现了勇攀高峰、为国争光的宏伟目标。这种成长模式表现为以国家投入为主体的要素驱动、以为国争光为核心目标、以国家政治需要为价值定位、以优先发展为基本原则、以集中优势资源重点突破为重要手段。在“赶超型”成长模式方式的引导下，我国竞技体育整体呈现快速成长，超越了特定时期的经济社会成长水平，并先于国家成长速度，从快速成长期步入强盛期。然而，这种成长模式主要依靠政府的政策和保障等要素驱动实现成长，导致竞技体育发展不平衡，过度依赖政府行政手段，竞技体育内部组织缺乏活性，成长的内生动力不足，表现出与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不协调的新问题。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需要竞技体育优化成长模式，加快推进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和教育强国建设，进一步增拓竞技体育的成长方式。《“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专门提出“坚持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构建竞技体育发展新模式”，对新发展阶段我国竞技体育的成长提出了新要求。对此，竞技体育必须创新成长模式，要全面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纳入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拓宽成长视野，以更为“开放”的理念创新竞技体育成长方式，加快实现从垂直管理向扁平化治理转变、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从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化发展转变、从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创新型转变，全面提升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的能力。 3.3 发挥竞技体育对国家成长的带动和引领作用，推动竞技体育强国的均衡、协调和可持续成长从竞技体育成长和国家成长的关系而言，我国竞技体育在优先发展战略和奥运战略的推动下取得了超前发展，目前我国竞技体育强国正处于发展强盛期，竞技体育的成长快于国家成长速度。这就需要积极引导竞技体育全面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发挥竞技体育对国家成长的带动和引领作用。一方面，引导竞技体育优势资源向国家战略转化。竞技体育不仅在场地设施、科技资源、训练康复手段、精神文化等方面集聚了丰富资源，而且对全民健身、学校体育和体育产业等领域具有强大的带动和引领作用，要引导竞技体育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打造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学校体育和国家各项事业共同发展的高质量循环体系。例如各地体育管理部门可以推动竞技体育场馆资源服务全民健身，把竞技运动员的训练方法、康复手段推广到群众中，打造从业余到职业的运动员等级标准体系和业余竞赛体系，从而实现竞技体育与国家其他事业的协同成长。另一方面，全面推动竞技体育强国的可持续性成长。在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过程中，关注的不再是竞技体育如何崛起的问题，而是我国竞技体育崛起后如何保持持续强盛而减缓进入衰退期。这就要求在竞技体育发展中要充分考虑国家身份与竞技体育发展的关系、国民社会心态的变化对竞技体育的影响以及老龄化社会对竞技体育的冲击，综合考虑政治、经济、文化对竞技体育的影响，优化竞技体育发展方式，调整竞技体育结构，创新竞技体育治理模式，提高竞技体育内涵式发展质量。不仅要继续保持并扩大竞技体育的发展优势，还要为社会提供更多、更优质的体育公共服务产品，逐步打破行业垄断，孵化培育健康的体育社会组织，推动竞技体育实现从“奥运争光”向全面服务社会转变，促进竞技体育强国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均衡、协调和可持续成长。 ——摘自：彭国强，国家生命周期视角下美国竞技体育强国的成长历程、特征及启示——《体育科研》，2022.02

论坛

相关标签